往期专题
2019年 第56期 总第484期

编者按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经过70年的不懈努力和奋斗,我国法治建设取得辉煌成就。全面依法治国被确立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一环,奠定了全面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全局中的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法治之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必经之路,成为社会共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立法质量不断提高;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水平不断提高;全社会法治意识和法律素养日益提高;法治在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发展中的作用成效显著。

责任编辑:吴晓婧
习近平主席讲话
习近平:继续沿着党和人民开辟的正确道路前进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4日下午就“新中国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举行第十七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探索实践,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提供了根本保障,也为新时代推进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经验。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续沿着党和人民开辟的正确道路前进,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于志刚同志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讲解,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再过几天,我们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安排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目的是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领导人民推进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的历程,总结成就和经验,深入思考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问题。

  习近平强调,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提出了关于未来国家制度的主张,并领导人民为之进行斗争。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进行了不懈努力,逐步确立并巩固了我们国家的国体、政体、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各方面的重要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也不断健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趋成熟定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发挥了重大作用。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制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的一个历史性课题。实践证明,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古老的东方大国建立起保证亿万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的制度,保障我国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也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为人类探索建设更好社会制度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植根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所积淀的深厚历史文化传统,吸收借鉴了人类制度文明有益成果,经过了长期实践检验。一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优势。70年来,正是因为始终在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统一有效组织各项事业、开展各项工作,才能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进。二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优势。我国国家制度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能够有效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力。三是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优势。坚持依法治国,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为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发挥了重要作用。四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优势。在党的领导下,各国家机关是一个统一整体,既合理分工,又密切协作,既充分发扬民主,又有效进行集中。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体系,这是我们坚定“四个自信”的一个基本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需要坚持好、实施好,也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我们要在坚持好、巩固好已经建立起来并经过实践检验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前提下,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继续加强制度创新,加快建立健全国家治理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制度。要及时总结实践中的好经验好做法,成熟的经验和做法可以上升为制度、转化为法律。

  习近平强调,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要强化制度执行力,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督,切实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领导干部要增强制度意识,善于在制度的轨道上推进各项事业。广大党员、干部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引领全社会增强制度意识,自觉维护制度权威。

  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理论研究,总结70年来我国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构筑中国制度建设理论的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为坚定制度自信提供理论支撑。要加强制度宣传教育,特别是要加强对青少年的制度教育,讲好中国制度故事,引导人们充分认识我们已经走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之路,只要我们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就一定能够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详细

70周年法治辉煌历程·立法篇
70年法治辉煌历程·宪法篇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后,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应运而生。在《共同纲领》的指导下,中央人民政府和新中国各个国家机构也相继诞生。

  1953年12月,毛泽东亲率宪法起草小组成员在西湖边用77个日夜编写宪法草案初稿。在历时近3个月的制定过程中,1.5亿人次参与了全民讨论,极大地体现了民主精神,“人民性”深深地镌刻其中。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正式问世,奠定了新中国的各项基本制度,也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制度。

  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正式通过并颁布 “八二宪法”。它规范和保障了改革开放取得的所有成就,体现了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八二宪法”后经历了五次修宪,而每一次修宪都可堪称为一部史诗。

  1988年修宪,为“私营经济”正名。

  1993年修宪,“市场经济”入宪,不仅实现了经济体制的改革,也标志着改革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

  1999年修宪,修正案中增加“依法治国”四个字,让“法治”成为了国家意志,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坚强保障。

  2004年修宪,随着“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载入宪法修正案,“人权”理念越来越多地融入立法当中,从法律法规到司法解释、部门规章等所有规范性法律文件中,全面建构起人权保护制度。

  2018年修宪,为“全面实施宪法”呐喊。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合宪性审查是宪法监督的重要方式,对维护国家法治统一、规范和约束公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均具有重要意义。【详细

70年法治辉煌历程·民法篇

  伴随着祖国成立70周年,民法立法也走过了70年的历程。回望中国民事立法的发展历程,70年的民法发展历史就是一部浓缩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变迁史。

  新中国成立后于1950年颁布婚姻法,使婚姻家庭关系脱离民法调整范围。1964年7月完成了民法草案试拟稿。全法分为三编:总则、财产的所有、财产的流转共计二百六十二条。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确定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目标。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我国民事立法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1986年4月12日民法通则正式通过,这是我国第一部调整民事关系的基本法律,也是我国民法立法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标志着我国民法向完备系统化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民法通则之后,我国陆续制定了一系列规范市场活动的民事基本法。其中尤具标志性的是1999年的合同法,该法将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统一,结束了我国合同立法“三足鼎立”所形成的相互重复、不协调、凌乱的局面,实现了合同法律尤其是合同法总则的统一化和体系化,这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1999年以来,合同法颁布后,我国又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民事法律。2007年颁行的物权法是我国民事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该法的制定历时13年,经过8次审议,创下了法律草案审议之最。

  2009年侵权责任法颁布,其制定和颁布实施肩负着“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使命,充分体现了民法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加强重点领域立法,特别是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这是党中央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编纂民法典,自此之后,立法机关正式重启了民法典编纂工作。

  2017年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民法总则,实质性地推进了我国民法典的编纂进程。

  如今,中国民法正迎着新的使命不断推陈出新,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重要法律的颁行是在制定我国民法典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标志着我国基本民事法律制度已经齐备。【详细

70年法治辉煌历程·刑法篇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颁布40周年。从一部出台时不过192个条文的刑法典,到如今增加到452条;从取消“流氓罪”“投机倒把罪”等俗称的“口袋罪”,到废除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组织卖淫罪等22个罪名的死刑。《刑法》为应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变化,经过10次不断修正,已经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备、符合中国社会治理需要的刑法制度。

  1950年,新中国刑法典起草准备工作开始。1954年9月,随着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实施,刑法专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指导原则草案〔初稿〕》。但先后修改达30多稿的《刑法》并未在当时颁布,直到1979年7月1日由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自1980年1月1日起施行。

  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间,中国没有一部通行的刑法典。其间,我国又制定了若干单行的刑事法规,如《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等。

  在1979年刑法施行期间,立法机关先后通过了20多个单行刑法以及众多非刑事法律中的附属刑法规范。

  我国现行刑法为1997年刑法,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完备、最系统、最具有时代气息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刑法典。主要确立了罪刑法定、罪刑均衡、刑法平等适用三大基本原则。1997年刑法施行后,立法机关1998年颁布1个单行刑法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截至2019年7月,已对1997年刑法先后通过了10个“刑法修正案”。

  10次修正所涉罪名广泛,一是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为主体,刑法分则第三章8节除侵犯知识产权罪未见修改外,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走私罪、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金融诈骗罪、危害税收征管罪、扰乱市场秩序罪均有大量条文被修改,有的甚至反复修改。二是兼及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如《刑法修正案(八) 》增设危险驾驶罪及之后《刑法修正案(九) 》的再次扩容。三是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和贪污贿赂罪两类罪的修正上也呈现出增长趋势。如《刑法修正案(七) 》增设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

  2010年以来实行的指导性案例制度也对刑法适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死刑适用规则上也进行了革新,使过去“死刑太重,生刑太轻”的不合理局面得到很大改观。【详细

70年法治辉煌历程·行政法篇
  我国的行政法制建设,首先从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开始,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颁行是我国推进依法行政的第一块里程碑。中国的行政诉讼法具有中国的创新与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我国行政诉讼的审理体制,采用普通法院内单设行政庭,专门审理行政案件。这在当时是其他世界各国没有的。第二个特点,是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方面较为特殊。一般的举证责任是谁主张谁举证,而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则在政府一方。
 
  在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中提到,政府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给公民造成损失的,要赔偿;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要撤销……于是,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法等对于公民权利救济的立法工作提上议事日程。
 
  我国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将行政赔偿与司法赔偿融为一炉,也堪称为具有我国特色的法律之一。
 
  从1989年制订的行政诉讼法,到1994年制订的国家赔偿法,再到1999年制订的行政复议法,中国的行政救济立法体系基本完成。从制度上建立的纠错和救济机制,适应了行政管理方式转型的需要。自此之后,老百姓有了寻求救济的“法宝”,政府依法行政、依法办事,也有了监督和制约的法律保障。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急速发展,现实要求公民、法人自觉遵守市场和社会秩序,同时也需要政府加强管理,并保证自身行为的规范。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同样是行政法的重要使命。于是,被称为“行政三法”的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相继出台,成为规范行政权行使的重要法律。
 
  行政处罚法的精髓就是依法限制和规范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避免行政机关随意处罚、处罚混乱以及一个违法行为引起数个行政机关的多头执法、执法扰民等乱象。如今我们形成了综合行政执法制度,城市执法有了很大改善。
 
  行政许可法最值得我们引以为傲的是在中央层面明确了部委规章不得设定许可,以防止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同时,许可程序大为简化,大大方便了许可申请者。
 
  行政强制法的特色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为例外,公正与效率并重。
 
  2000年我国制定了立法法,全面规范了我国立法的体制、原则、基本制度以及违宪、违法的审查制度等等,使立法进一步走上了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的道路。至今,我国还制订了大量的规范政府行政行为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详细
70年法治辉煌历程·诉讼法篇

  民事诉讼制度

  70年来,民事诉讼制度与新中国一起成长、成熟,始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保驾护航。

  1949—1956年民事诉讼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呈现大发展阶段。1949年2月,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明确宣布废除国民党的一切法律制度。

  1950年到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相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程序通则(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暂行组织条例》,这两部法律文件不仅对管辖、回避、起诉、代理、调解、上诉、执行、再审等具体诉讼问题做出了规定,还确立了三级两审终审、人民陪审、公开审判等基本诉讼制度。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

  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关于各级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审判程序总结》,1957年,在该《总结》的基础上又制定了更为全面的《民事案件审判程序》。

  1977—1991年改革开放背景下我国第一部民事诉讼法典正式颁布实施

  1979年8月到1982年3月,我国第一部民事诉讼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正式颁布。1982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共5编205条,体系结构上分为总则、具体程序两个部分。

  1991—2006年民事诉讼的现代化改革进程拉开帷幕

  1991年4月9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新的民事诉讼法正式颁布施行。

  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民事诉讼中最重要的证据问题作出了详实的规定,改变了之前民事诉讼中由法院全面调查取证的历史,将收集取证的主体权利重新返还当事人,也对证明责任和证据交换时限等作出了立法上的统一。

  2007—2012年民事诉讼制度修订发展的进程继续加快

  2007年,民事诉讼法第一次修订。这次修订的内容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明确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13项事由;二是新增了在特殊情形下可以延长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间;三是完善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四是新增了立即执行、财产报告、执行异议制度;五是加大了执行联动机制,如限制出境、征信系统记录等辅助措施。

  2012年,民事诉讼法第二次修订。这次修法亮点:一方面,对于司法实践中多发的污染环境、侵害多数消费者合法权益、案外人权益受损、诉讼标的额小且双方当事人争议不大的案件,新增了公益诉讼、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小额诉讼制度来约束和规范;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微博、微信等新媒体软件普遍使用,电子数据作为一种新的证据类型被固定在民事诉讼法中,彰显了法律与科技的与时俱进;最后,为了做好诉讼与非诉程序的区分与衔接,对于不存在纠纷和争议的确认调解协议效力、实现担保物权等特别程序作了规定。

  2013—2019年民事诉讼制度不断走向成熟完善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颁布实施,该部司法解释共计500余条。对民事诉讼中的各个问题、制度均作了具体可行的细化规定,尤其是2012年民事诉讼法中几个新增的法律程序,提高了法律规则的适用性。

  2017年,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适格主体地位又被明确写入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详细

  刑事诉讼制度

  70年的法治征程,从“疑罪从有”到“疑罪从无”是刑法价值的必然选择,从“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反映了我国刑事司法制度越来越重视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到“刑事辩护”制度的确立,体现了当代中国司法改革重视社会正义,尊重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根本价值取向,标志着我国法制建设在公民权利保障方面的重大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宣布废除国民党制定的所有法律与司法制度,建立能够保证无产阶级利益的法律与司法制度。这一时期的司法制度很不健全,在刑事制度方面,主要以政策为主。

  1954年的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司法制度的初步建立。自此,法院、检察院与公安机关登上历史舞台。1957年到1976年的各种制度都被“文化大革命”破坏,“砸烂公检法”是那一时期的政治口号,刑事司法制度更是连同当时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基本原则被践踏。中国刑事司法的命运与时事共进退。

  1979年不仅是刑事司法的转机之年,更是中国无法可依混乱状态的结束之年。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相继颁布,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与保障经济发展,保障人权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79年刑事诉讼法是以1963年的刑事诉讼法草案为基础。在总结与反思建国以来刑事诉讼的经验教训之后而制定的,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规定了疑罪从无的原则,体现了无罪推定的精神;二是明确了刑事辩护制度,增加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利和保障;三是废除了收容审查制度,制定了规范的询问、羁押时限,禁止任意逮捕和拘禁;四是确立了审判公开原则。

  1983年“严打”开始,刑事司法制度的首要功能还是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和稳定。

  1996年与1997年全国人大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和刑法,标志着中国刑事司法制度发展的新阶段。中国的公民权利保障拉开了历史的序幕。在1996年,我国对1979年刑事诉讼法进行了第一次改革,这次改革,在寻求中国刑事司法制度向现代化发展方面,采取了谨慎的改革步骤。

  2012年中国刑事诉讼法改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这次修法一方面进一步充实了既有程序规则,并大幅增设新的程序制度,;另一方面,通过改进立法技术,力求增强程序规则表述的明确性、完整性与具体适用的可操作性。这些修改增加了程序制度的供给,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程序规则可操作性的品质,还压缩了权力机关自由裁量的空间,从而为引导刑事诉讼活动的有序展开提供了更多可能。同时这次修法在强调法定程序必须遵守的基础上,明确规定程序违法要承担不利后果。

  2016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出台了《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贯彻罪刑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庭审中心等原则,明确了审判程序在刑事诉讼中的中心地位,大力推进庭审实质化,完善对侦查、起诉活动的监督制约机制,从源头上防范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等违法行为,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2019年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改革白皮书披露,2013年以来,人民法院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纠正的重大刑事冤假错案已达到46起,涉及94人。用个案推动了以良法善治为核心的法治进程及经济行政管理领域的改革,取得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详细

  行政诉讼制度

  1987年,行政立法研究组开始起草行政诉讼法草案。

  1989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并于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行政诉讼法的通过和实施,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民”可以告“官”,“官”的行为要接受司法审查,并通过司法途径向“民”承担法律责任的阶段。

  1993年出台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对于提高行政效能而言有着重要意义。这部法规在2005年升格为公务员法,公务员法基本继承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立法框架和内容。

  1994年出台国家赔偿法,解决了“公务员害怕出错而不敢工作”和“公务员赔不起导致公民无法获得赔偿”的顾虑。这一法律制度的实际运作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与人民控制和制约国家公权的法治重大进步。

  1996年出台的行政处罚法,这部法律对我国的行政管理秩序和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行政处罚法的立法模式确定后,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强制法相继出台,从而形成了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三部曲”。

  2007年出台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部条例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方式和程序均有明确、具体的规定,这些规定有利于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为公民知政、议政和对政府决策的参与以及对公权力行使进行监督提供了保障。【详细

70年法治辉煌历程·外商投资与营商环境篇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新中国成立70年之际,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高票通过了外商投资法,确立了新时期中国外商投资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对外商投资的准入、促进、保护、管理等作出了统一规定。这是中国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外商投资法的高票通过以实际行动向世人表明我们党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政治勇气和历史担当,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

  随着我们加入世贸组织,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现在从人财物、产供销,从企业组织形式到投资领域,按照“法律上平等、政策上一致”的原则,向着内外资一致的方向推进。制定外商投资法不是对原来外资三法的小修小补,也不是对原来外资三法的简单合并,而是根据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按照全新的体制和对外开放全新格局的要求,通过立法形成一个全新的外商投资的法律体系。【详细

  中国对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视在持续加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立法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司法部等研究起草了《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目前征求意见已经结束。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制定出台对于加强优化营商环境的法治保障将起到重要作用。按照相关部门公布的消息,这一立法旨在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推动政府职能深刻转变,加快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详细

70年法治辉煌历程·互联网立法篇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各行各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我国互联网前行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法治的护航。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互联网治理历程中,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始终。截至目前,我国已出台关于互联网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等共计三百多部,形成了覆盖网络接入、网络安全、电子商务、个人信息保护以及网络知识产权等领域的互联网法律体系。

  1996年1月13日,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成立。国务院第195号令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这是在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后,国家首次从法律层面出台规范文件,为互联网产业良性发展打下了基础。

  1997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成立,《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暂行管理办法》和《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实施细则》发布,标志着我国开始从机构、法规两方面同时加强网络域名管理。

  2000年9月25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这是中国第一部管理电信业的综合性法规,标志着中国电信业的发展步入法制化轨道。同日,国务院公布施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2000年1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

  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淫秽色情信息泛滥、个人隐私泄露等问题不断出现。在这一背景下,涉及互联网的法律规范文件相继出台:《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文化部关于加强网络文化市场管理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信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4年8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这是我国专门关于互联网的第一部法律。

  2012年1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决定要求保护个人电子信息、防范垃圾电子信息、确立网络身份管理制度,并赋予了有关主管部门必要的监管权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互联网发展被纳入全面深化改革布局,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改革的要求被明确提出。

  2014年2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担任组长,在第一次小组会议上,习近平提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建设网络强国的战略部署要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同步推进”等重要论断。

  2016年11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这部法律明确了网络安全监管部门职权及配合,明确了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网络运营者的安全义务,建立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制度,确立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重要数据跨境传输的规则,规定重大突发事件可采取“网络通信限制”的临时措施。在规定“网络实名制”的同时,完善了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增加了惩治网络诈骗等新型网络违法犯罪活动的规定,保障了用户知情权、数据控制权和自我决定权。这部法律是我国互联网法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于2018年8月3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这部法律调整电子商务活动中的各种社会关系,包括电子商务经营者、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商务活动从此有法可依,明晰了电子商务与互联网内容服务的界限。【详细

70周年法治辉煌历程·司法篇
司法公开见证法治进步

  经中央批准,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发布了《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关于推进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人民法院通过互联网公开审判流程信息的规定》《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关于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的意见》等改革文件,并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了100家司法公开法院,制定了《司法公开示范法院标准》,建设了“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庭审公开网”“执行信息公开网”等四大公开平台,审判流程信息、裁判文书、庭审活动、执行信息等全面公开,具体包括审判流程信息公开、执行信息公开、庭审公开、听证公开、文书公开、审务公开和开放媒体等,司法公开的广度和深度全面拓展,司法公开形式进一步健全,畅通了当事人和律师获取司法信息渠道,构建更加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制度体系。通过改革,司法公开的观念深入人心,司法公开的内容不断丰富,司法公开的方式不断创新,司法公开保障机制不断完善,司法公开效果不断优化。【详细】

法官检察官员额制改革

  2017年7月,“两高”遴选出首批员额法官检察官,标志着员额制改革全面完成。全国共产生入额法官12万多名、入额检察官9万多名。这也意味着,员额制改革这一被公认为司法体制改革“最难啃的硬骨头”,已被总体“啃下”。

  从落实案件质量终身负责制确保放权不放任,到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让法官检察官“不为五斗米折腰”;从建立完善防范和纠正冤假错案机制,到一系列便民惠民措施的推出……随着129项任务的逐步完成,“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符合司法规律的体制机制逐渐形成,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持续提升。

  权威专家评价说:“经过本轮司改,一种新的司法管理体制、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正在逐步形成,一种适应中国国情、符合司法规律的新型司法体制正在显现,实践证明,改革的方向是对的,举措也是符合司法实际的,对此应予充分肯定。”【详细】
 

法院系统内设机构改革

  从1993全国首个知识产权审判庭在北京设立到2014年全国首家知识产权法院在北京挂牌,从组建铁路运输法院检察院到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检察院,从1958年批准设立最高法院西藏分院到2017年杭州互联网法院的诞生,中国司法在改革进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8年6月,在改革开放的窗口城市深圳、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两个“新型法庭”最高法第一、第二国际商事法庭挂牌,专司跨境商事纠纷案件。2019年5月29日,国际商事法庭“第一槌”在西安敲响。【详细】

最高检内设机构改革

  在最高检启动的一系列改革中,内设机构改革可谓大手笔。最高检对内设机构作了系统性、整体性、重构性的改革,重新组建第一至第十检察厅;实行“捕诉一体”办案机制,由同一刑事办案机构专门负责办理一类或几类刑事案件,由同一检察官办案组或检察官全过程负责同一刑事案件的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抗诉,侦查监督、审判监督以及相关案件的补充侦查工作。【详细】

未成年人司法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较长一段时间,未成年人检察工作都处于空白期,没有相应的机构,更无特殊的工作机制可言,不利于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1985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少年教育、预防青少年犯罪的通知》。同年11月,在北京通过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提出“应建立适时少年司法的机构,以满足少年犯的不同需要,保护他们的基本权利”。
 
  1986年,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科内设立全国第一个“少年刑事案件起诉组”,标志着我国未检工作从普通刑事检察工作中分离,朝着专业化方向发展的开端。
 
  全国第一部保护青少年的地方法规《上海市青少年保护条例》于1987年6月出台,上海20个区县检察院均相继在起诉科设立少年起诉组,承担起未成年人刑案的审查起诉、出庭公诉和预防犯罪等工作。与此同时,重庆、福建、北京等地的一些检察院也先后在起诉、批捕部门设立了未检专门办案组。
 
  1991年6月,“两高两部”联合下发《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建立互相配套工作体系的通知》,要求“人民检察院应根据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特点和要求,逐步建立专门机构”。
 
  2002年最高检《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对各地探索的一些涉未犯罪特殊检察工作机制进行了总结、固定和规范。
 
  2009年在上海市检察院成立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为我国首个省级未成年人刑事检察部门;随后上海市检察院第一、二分院相继成立未检处,标志着全国首个三级未检机构建设完备。
 
  2012年修订出台的刑事诉讼法,增设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专章,确立了“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等原则,明确办理未成年人案件应当以“未成年人权益最大化”为出发点。
 
  2015年5月,最高检出台《检察机关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八项措施》,要求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对象范围全覆盖。各地更加注重双向保护理念,既保护涉罪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也注重保护和救助未成年被害人。
 
  2018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首次向国务院组成部门教育部发送检察建议,主题是校园安全,编号为一号,这也是最高检发出的首份关于社会治理的检察建议,故称“一号检察建议”。
 
  2019年2月,最高检发布《2018—2022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提出,探索建立罪错未成年人的临界预防、家庭教育、分级处遇和保护处分制度,建立性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库和入职查询制度,努力体现对罪错未成年人“严管又厚爱、宽容不纵容”的工作思路,推动健全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惩防机制,掀开新时代未检工作新篇章。【详细
70周年法治辉煌历程·执法篇
行政执法概念逐步确立

  70年前,一个崭新的中国出现在世界的东方。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物质生活极其匮乏,遑论体系化的法律制度。但是,所有困难阻止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重建一切的决心。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立了新的国家政权与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成果,总结和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法治建设的经验。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了我国的国体、政体、国家机构、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确立了新中国立法、司法制度,标志着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探索与实践的重大突破。

 

  彼时,距离中国行政执法登场尚有一段距离。当时的管理主要依照政策,执法在当时并不突出,且与司法没有清晰界限,主要着眼于法律适用的角度,执法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制度和体系,执法理念也比较弱,最多算是“执法的雏形”。

 

  行政执法制度的建立始于改革开放。正是在改革开放后的40年里,我国的行政执法工作有了根本变化和显著进展,取得重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对行政执法与监督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和要求,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专门审议了许多有关加强和改进行政执法与监督工作的文件,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各级行政执法机关不懈努力,行政执法人员恪尽职守,各种执法监督制度充分发挥作用,在确保法律法规有效实施,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维护经济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提高政府依法治理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详细】

 

 

执法检查开启规范序幕

  “执法”,于1978年正式出现在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法制建设十六字方针中,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可以说,依法行政、严格执法是适应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的客观需要,也是规范政府权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高政府管理水平的内在要求。

  如何规范行政执法,加强执法监督,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执法大检查成为地方探索的首个重要尝试,也由此开启了规范和监督行政执法工作的序幕。

  1996年行政处罚法颁布,确定了行政执法行为共性的基本原则;2003年行政许可法颁布,依法确定了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方向,明确了行政审批管理的法律框架;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极大促进了行政执法的公开透明;2012年行政强制法颁布,对于防止行政权力滥用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法一条例”的颁布和实施,从根本上解决行政执法权力无限制、设定无规范、执行无程序、责任无追究的历史,基本上扭转了过去乱处罚、乱集资、乱摊派的“三乱”问题。【详细】

改革措施频出阳光执法成常态

  从1987年4月第一次全国政府法制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政府法制的概念,到1993年3月国务院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出“各级政府都要依法行政,严格依法办事”;从1999年发布《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到2004年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第一次提出法治政府建设目标;从2005年发布《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到2008年发布《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从2010年发布《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到2015年发布《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无一例外都在加强行政执法工作方面用大量篇幅提出明确而具体的意见和措施。

  2005年全面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之后,行政执法水平更是显著提升,违法执法问题大为改观。

  2015年以来,地方各级执法机关全面推行权责清单制度,坚持法无授权者不能为的原则,全面梳理以行政执法为主的行政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及时编制公布行使权力的流程和办事指南,接受群众监督。

  2017年国务院组织开展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试点,试点取得了预期效果,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制度机制,为全面推行三项制度奠定了实践基础。

  国务院办公厅2018年12月5日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从行政执法的源头、过程和结果三个关键环节进行严格规范,将对行政执法起到整体性、突破性和带动性作用。

  行政执法依托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实现了电子系统执法办案,建立了执法人员管理系统,搭建了行政执法和监督信息平台,执法现场电子数据实时传输,电子记录仪广泛应用,执法电子文书自动生成,部门间执法信息互通共享。【详细】

破解管理难题人性化执法

  中办国办先后出台了城市管理、文化市场、农业、市场监管、交通运输和生态环境保护六大领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指导意见,浙江省率先出台《关于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实施意见》,推进综合监管。上海市出台《市场轻微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免罚清单》,明确对34项轻微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免予行政处罚,为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新业态、创新型企业提供更加宽容的制度环境,让企业感受到“有温度的执法”。

  行政执法原则基本确立。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等已经成为各级行政机关遵循的基本准则。

  行政执法行为更加规范。行政执法规则不断改进,检查、立案、受理申请、调查取证、检验鉴定、听证、法核、集体讨论决定、送达、公开等岗位流程和责任基本健全,执法理念、执法纪律、行为操守得到贯彻,执法人员素质普遍提高。

  行政执法监督体系逐渐完善。监督范围、监督主体、监督手段、责任追究基本明确,内部监督、外部监督形成合力,特别是复议监督、诉讼监督、社会监督有效纠正了违法行政执法行为,维护了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详细】

70周年法治辉煌历程·理论篇
张守文 | 回望70年:经济法制度的沉浮变迁

  回望70年:经济法制度的沉浮变迁

  【作者】张守文(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来源】北大法宝法学期刊库《现代法学》2019年第4期

  内容提要:以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为界,可将新中国70年的发展历程分为前30年和后40年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和集中统一经济管理体制的推行,以及“经济宪法”对计划经济的强调,经济法制度日渐衰微、沉降,几近于无。在后一阶段,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和适度分权经济管理体制的确立,以及“经济宪法”对“计划与市场”等重要关系的重新定位,经济法制度日益强盛、浮升。经济体制、经济管理体制、“经济宪法”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具有直接影响,它们是导致经济法制度变迁的三大因素。经济法制度的兴衰与沉浮、荣枯与有无、多少与强弱,与上述三大影响因素的变动具有内在一致性。历史、系统地分析经济法的制度变迁,尤其有助于经济法的理论深化和制度完善,从而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法治的发展。

  关键词:经济法;制度变迁;经济体制;经济管理体制;经济宪法

丛文胜:论我国国防法治建设七十年的创新发展

  论我国国防法治建设七十年的创新发展

  【作者】丛文胜(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敏(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北大法宝法学期刊库《法学杂志》2019年第7期

  内容提要:国防法治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各主要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我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始终在国家法治的轨道上运行,走过了光辉历程。初创时期奠定了国防法治建设发展的坚实基础;改革开放推动了国防法治建设全面发展;党的十八大开启了国防法治建设的新时代。目前我国国防法治建设已经形成了党领导国防法治建设、严格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构建较为完整的国防法治体系、提高军队战斗力、依法保障军人合法权益、发挥党内法规在国防法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等基本特色。为了全面推进新时代国防法治建设创新发展,必须进一步加快完善国防法治体系、突出重点领域立法、推进军民融合法治建设、清除腐败和保持人民军队本色,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提供法治保障。

  关键词:国防法治;70年;体系建设;创新发展

徐显明:新中国人权道路的基本经验和核心内容

  新中国人权道路的基本经验和核心内容

  【作者】徐显明(教育部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国家卓越法治人才培养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

  【来源】北大法宝法学期刊库《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4期

  总结中国七十年人权建设的成就,先要找到七十年前的起点。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的人权状况是怎样的?

  20世纪的1929年到1933年,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一场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人权运动。参战者既有新文化的主将,也有共产党人。这场运动的主要思想成果是产生了两份论集,一份叫做《人权论集》,另一份叫做《中国道路》。尽管这场运动被后世评价为“只开花不结果”,但运动中诸位先贤对中国当时人权状况的描绘与刻画却是精准恰当的。他们认为,旧中国的人权道路上有“五座大山”,或者说“五只拦路虎”,而这“五虎”直至新中国成立前仍在肆虐:

李凌云:新中国监察制度七十年的嬗变

  新中国监察制度七十年的嬗变

  【作者】李凌云(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北大法宝法学期刊库《西部法学评论》2019年第3期

  内容提要:监察制度在新中国走过了七十年的历程,其中经历了确立、调整、重建、深化及改革五个阶段。以近期监察体制改革为分界,根据宪法上的地位标准,可将1949年至2017年的监察制度界定为政府系统内的行政监察范畴,而2017年以后的监察制度属于自成系统的国家监察范畴。行政监察向国家监察的嬗变中呈现出四方面态势:从分散到统一的制度体系,从同体监督向异体监督的职权转型,从单一到全面的监察对象,从行政管理科学化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功能变革。新时代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需进一步明确发展方向:一是适应民主政治之下的权力监督模式;二是注重“后监察法时代”的法治建设;三是留意整合式监察在实践中的融洽性。

  关键词:监察制度;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监察委员会;新中国七十年

高一飞 陈恋:中国司法改革四十年变迁及其时代特征

  中国司法改革四十年变迁及其时代特征

  【作者】高一飞(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恋(西南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方向博士研究生)

  【来源】北大法宝法学期刊库《东南法学》2019年第1期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司法改革。一是恢复重建中的司法改革(1978—1997),这阶段完成的主要司法改革内容有:进行机构恢复与重建、制定与实施基本法律、创设严打程序和下放死刑复核权、设立专门法院并对法院内部权力分设、改革经济检察机制并调整检察权。二是第一轮司法改革(1997—2007),这轮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进行法官检察官职业化建设、推进人民法院审判制度改革、全面推进检察体制机制改革。三是第二轮司法改革(2007—2013),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改革法院内部权力运行模式、全面推行司法公开、拓宽监督渠道、规范司法行为。四是第三轮司法改革(2013—),主要内容是:推进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四项基础性改革、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优化职权配置、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四十年司法改革的基本经验是:司法改革要坚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司法改革应当全面推进、应同步进行体制改革与机制改革。党的十九大之前,我们已经完成了以四项基础性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四梁八柱”式的改革。党的十九大后,司法改革的方向是“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

  关键词:改革开放;司法改革;体制改革;机制改革;综合;配套改革

刘春田:跨越世纪的伟大觉醒——发现创造和知识产权

  跨越世纪的伟大觉醒——发现创造和知识产权

  【作者】刘春田(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

  【来源】北大法宝法学期刊库《知识产权》2019年第8期

  内容提要:中国近现代百余年的历史,是一部民族觉醒和转变观念的历史。重建私权和发现知识产权是跨越世纪的伟大觉醒。创造是不同于劳动的人类活动,是比劳动更为深刻的人的本质,是劳动的指南。发现创造是决定未来的伟大觉醒。在“新经济”时代,与世界同行,是改革开放的升级版,是又一次伟大觉醒。

  关键词:改革开放;“新经济”时代;觉醒;创造;劳动;价值;知识产权

70周年法治辉煌历程·各界声音
曲青山:新中国砥砺奋进70年的历史逻辑

  曲青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习近平同志指出,“70年砥砺奋进,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无论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这都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历史,往往需要经过岁月的风雨才能看得更清楚。回顾这段历史,把握新中国砥砺奋进的内在逻辑,能够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新中国70年最根本的成就

  70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在各个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最根本的成就是创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也是建立在我们党长期奋斗基础上的,是由我们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接力探索取得的。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创立邓小平理论,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新的发展要求,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审视国际国内新的形势,通过总结实践、展望未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对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新中国70年最显著的特征

  70年来,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是新中国70年历史中三个最耀眼、最显著、最明晰的标识。

  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华民族站起来的起点和基本标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同时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初步满足了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这在当时被世界公认为一个奇迹。

  改革开放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极大地发展了中国。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2009年,我国出口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先后于1999年和2010年跨入下中等收入国家和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2018年,我国经济总量达90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折合约9900美元,在中等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我国城镇化率接近60%,高于中等收入国家52%的平均水平。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底的9899万减少到2018年底的1660万,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1.7%,同时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我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丰硕成果,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外汇储备稳居世界前列,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对世界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三个伟大飞跃是在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中发生的。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国情复杂的东方大国,在这样一个国度里进行这样的社会革命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带领人民成功进行伟大社会革命,极大地激发和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地增强了社会发展活力,为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回顾成绩,也不能忘却道路的坎坷。70年来,我们所走过的路是充满荆棘、极不平坦的,我们经受了一系列重大风险和挑战的考验。这些风险和挑战,有来自国内的,也有来自国外的;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有军事的,也有意识形态的;有社会的,也有自然界的。新中国7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党和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信邪、不怕压,勠力同心、发愤图强的历史;就是一部党和人民经历磨难、经受考验,大胆探索、敢于实践,善于学习、勇于革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和人民改革创新、砥砺奋进,对外开放、走向世界,创造奇迹、铸造辉煌的历史。

  新中国70年历史性变革的内在逻辑

  不忘本来,才能更好走向未来。我们今天回顾新中国的光荣历史,必须把握70年历史性变革蕴藏的内在逻辑,这就是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繁荣中国、强大中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它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凝聚着亿万人民的奋斗和牺牲,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团结的旗帜、奋斗的旗帜、胜利的旗帜。我们必须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四个自信”。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党能够摆脱以往一切政党受阶级利益束缚的历史局限,做其他政党不愿做、不想做、不能做也做不了、做不好的事。光明磊落、襟怀坦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品格。也正因为如此,在党和国家事业遭受挫折时,党能够迅速纠正错误、化险为夷、走出困境、开创新局面。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愧为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核心力量,我们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详细】

杨伟东: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续写法治建设新篇章

  杨伟东,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部副主任、教授。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1949年,中国人民夺取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从此进入了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人民艰苦奋斗,战胜各种艰难曲折和风险考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期间,我国法治建设与新中国的成立、发展一同成长,不断发展,地位不断提高,在推动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自1840年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中国人民日渐认识到,中国的落后究其实质在于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和落后,要改变国家和民族的苦难命运不只需要先进的技术,更在于要建立一套先进的制度。变法改制,便成为重振中华的重任。

  若从1895年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掀起变法维新运动开启中国法治梦想算起,中国的法治建设已逾百年。百年间,中国法治踯躅前行。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把中国的法治之路推向了崭新的历史起点。从1949年建国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初创时期的法治对巩固新生的共和国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行和其后制定的有关法律,确立了我国法治的基本原则,初步奠定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础。不过,新中国持续不断的法治建设始于改革开放之后。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同时,高扬法治地位,开启了新中国法治建设新征程,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时代的强音。

  经过70年的不懈努力和奋斗,我国法治建设取得辉煌成就。全面依法治国被确立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一环,奠定了全面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全局中的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法治之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必经之路,成为社会共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立法质量不断提高;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水平不断提高;全社会法治意识和法律素养日益提高;法治在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发展中的作用成效显著。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要论断。新时代是中华民族迈向强起来的时代,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这一时代不仅是我国经济社会大发展的时代,而且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同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强国的时代。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表、路线图相对接的两阶段法治发展路线图,明确提出到2035年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的宏伟目标。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也是新时代我们党的重大使命。新时代是国家强大、人民富裕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人民的需要已不再是单一的物质需要,而包含着除物质方面之外多方面的需要,特别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我们要健全民主制度、拓宽民主渠道、丰富民主形式、完善法治保障,确保人民依法享有广泛充分、真实具体、有效管用的民主权利。

  在新的一年里和新时代,我们需要抓住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法治建设向纵深发展,续写法治建设更为华丽的新篇章!【详细】

郭广银:新中国70年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基本经验

  郭广银,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院长。

  70年前,新中国的成立为这片古老东方土地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中国的现代化也由此开启了一段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崭新旅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栉风沐雨、筚路蓝缕,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现代化历程,造就了人类现代化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70年后的今天,中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攻坚阶段,也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认真回顾70年中国现代化进程,系统总结饱含于其中的宝贵经验,对于中国今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乃至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方法论根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准确揭示了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规律。马克思对现代化的理解,如社会化大生产的趋势、资本主义模式的历史进步性和内在矛盾性等,为我们科学理解现代化奠定了思想基础。然而,马克思关于现代化的许多具体结论,毕竟是基于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实践得出来的,有其时代性和历史性。因此,我们不能机械地、教条式地照搬照抄马克思对现代化的一切看法,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化的基本思想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与中国的现实国情、历史传统、文明基因相结合,发展出适合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为了解决现代化发展中的种种问题,中国共产党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断深化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形成了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适合中国需要的现代化建设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

  纵观70年,凡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就蒸蒸日上、节节升高;一旦脱离实际,犯下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就会遭受重大挫折。在这方面,我们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正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和中国经济的客观状况认识不足,我们党才犯了“左”倾冒进的错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遭受重大损失。而“文革”结束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因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进而走上改革开放这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康庄大道,才能解除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思想束缚,探索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制度,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也才能因此一日千里,破浪前行。可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辩证统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中国现代化建设70年留给我们的最强大的制胜法宝。

  目标指向:坚持物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辩证统一

  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不仅是物的现代化,更是人的现代化。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尽管极大改善了人们的物质条件,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见物不见人”的消极状况,使人们在更深程度上受制于“物”。马克思曾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描述过未来社会的样子,他认为社会主义应当是一种“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因此,在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物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必须辩证统一、协调发展。如果缺乏物的现代化作为支撑,那么人的现代化也不过是空中楼阁、镜花水月;如果只重视物的现代化层面,就会出现信仰缺失、道德滑坡等种种问题,而且人的现代化如果跟不上,就会成为持续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巨大障碍。由于在起步时严重落后于西方,因此70年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成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等器物层面的现代化,但人的现代化也始终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主题和任务,而且这一任务的重要性随着现代化事业的推进愈益凸显。

  70年中国现代化建设之路告诉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当前在继续推进物的现代化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人的现代化问题。要确保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全体中国人民的现代化创造更好的物质前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为人的政治现代化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高度重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优秀人文精神教育,积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泛借鉴国外优秀文化,加快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切实提升人的道德文化素养;大力发展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事业,为人的现代化提供资源保证,同时以美丽中国建设为人的现代化提供可持续的发展空间。持续深入推进物的现代化,在更高水平上推动和实现人的现代化,是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崇高使命。

  制度保证:坚持基本制度不动摇和制度创新的辩证统一

  制度因素是现代化发展的关键因素。纵观人类现代化进程,成功的现代化无一不是以一套稳定成熟、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打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70年现代化探索和建设历程中不断形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显著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阔步前进的根本制度保障。正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在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其他方面的一系列重要制度,才确保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动摇,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不改变,也才确保了中国现代化建设拥有一个稳定有序、充满活力的制度环境。一个好的制度体系除了具有稳定性之外,还需要拥有自我调适、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能力。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我们党在坚持基本制度不动摇的同时,又不断进行制度层面的改革创新,从而使我们的制度更好地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需要,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和推广,极大提升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活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户籍、土地、财税、国企等一系列制度的改革,使中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步入了快车道,成为现代化快速发展最强有力的催化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力补充和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在一步步变得更加成熟和定型。事实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协商民主、集中力量办大事、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以及有效维护国家独立自主等一系列独特优势,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来说,这套制度是成功且有效的。对此,我们要有坚定的制度自信。

  基本内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辩证统一

  70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了一个真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列宁指出过,“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对于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搞经济建设、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是现代化的中心任务,如果偏离这个任务,就会错失现代化建设的良好机遇,甚至带来重大损失和挫折。但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是经济现代化,而是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防等各方面各领域在内的全面的现代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中心环节,而非全部。回顾历史可以发现,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涵的理解是动态和变化的,随着时代变迁以及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为了更好应对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出现的各种问题,我们党不断完善和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极好地处理了经济现代化和其他方面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关系。相较而言,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失败,与其过于偏重经济和军事的现代化建设,而忽视了现代化的全面性、系统性是分不开的。

  党的十九大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美好宏伟的愿景在更深层次、更高水准上拓展和提升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清晰指明了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生产力高度发展、政治清明、文化繁荣、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综合性、系统性的现代化。当前,必须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系统把握、整体推进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现代化的进程。

  动力支撑:坚持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辩证统一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具有赶超的性质。这种赶超型的现代化有别于西方原发式的现代化,需要强有力的社会动力系统,才能在最短时间内、最大限度地集聚发展资源,实现弯道超车。而改革开放正是我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实现跨越和赶超的最强大动力、最关键一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不是一成不变,也不是闭门造车,而是要通过改革破除不适应甚至制约现代化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积极主动不断融入世界发展大潮之中,抓住最新的科技与产业革命的先机,并从我国和世界其他各国的互动中寻获动力资源。

  70年现代化历程给予我们许多弥足珍贵的经验,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的现代化要实现赶超和跨越式的发展,就必须始终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也就是说,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势在变、任务在变、工作要求也在变,必须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为了更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先是以经济领域的改革为突破口,通过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盘活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接着又以经济改革的成功为契机,全面有序、不断深化推进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的改革,从而推动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取得全面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从以建立经济特区为开端,有步骤、有秩序地开放沿海和内陆城市,到今天不断拓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建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有力拓展了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大刀阔斧的对内改革和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特别是为我们成功实现“并联式”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70年来特别是近40多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详细】

人民日报评:在传承与创新中开启辉煌未来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喜迎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日子里,抚今追昔,我们更加感到这一重大政治论断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历史内涵。我们所处的新时代,既是新中国历史的延续,又自强日新。我们要发愤图强,在历史的接续奋斗中不断书写时代进步的华章。

  盛大的基业

  每一个伟大时代都建立在坚实的历史基础上。我们的新时代是新中国历史的总结与升华,是传承数十年积淀而成的盛大基业,集大成而开新局。

  新时代是新中国历史道路的延伸和发展。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标志着新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但也要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我们必须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接续奋斗、奋发有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新时代建立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探索形成的制度基础上,具有坚实的制度保障。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国情复杂的国家,没有一套相对完备的制度体系,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和实践,新中国基本建成并不断完善适合自身国情的制度体系,它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方面面,立足中国实际,体现人民意志,是当代中国行稳致远的基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既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

  新时代建立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成就的基础上,具有强大的物质和文化支撑。新中国的历史,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苦奋斗、改天换地的历史。建基于新中国前30年艰苦卓绝的探索,得益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抉择,我们创造了人类经济增长史上罕见的中国速度,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生活水平从解决温饱到实现总体小康,正在迈向全面小康;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国民素质普遍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6年,人民群众文化素质的提高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伟大的发展

  新时代延续着历史,更创造着历史。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迎难而上、不懈奋斗,在传承与创新中壮大着新中国的宏基伟业。

  明确了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基于对历史的深刻总结、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科学判断,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进行深刻论述,强调指出: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简言之,我们的新时代,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是中国梦的本质。

  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更加突出。习近平同志强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新时代的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不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也是受益者。以广大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民生保障为例,我国贫困人口从2012年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8年的1660万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力度之大、效果之彰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党的十八大以来,连续6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300万人以上;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实践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群众利益的忠实捍卫者。

  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新时代是改革创新的时代,是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以国内生产总值为例,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多的情况下,201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90万亿元,比上年增加7万多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30%。不仅如此,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不断提高、结构更加合理,生态环境不断改善,老百姓从发展中得到了更多实惠。科技创新能力的显著提升、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扎实推进等,也进一步增强了我国综合国力。

  为世界谋大同不断取得新进展。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新思想新主张,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和热烈欢迎,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国际影响。“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详细】

新华社评:法治中国——70年中国面貌变迁述评

  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必然要走向法治化。

  新中国70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探索出一条符合国情、适应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时至今日,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都以法治为框架、由法治来贯彻、用法治作保障。

  奉法者强,则国强。

  神州大地上,法治中国宏伟画卷徐徐铺开。这是人类法治文明历史上当之无愧的壮举,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实保障。

  艰辛探索,开辟法治中国正确道路

  初秋时节,北京市西城区金井胡同一处幽静的院落内,曾经的主人——清代法学界沈家本的半身像静静矗立,注视着前来参观的人们。

  一百多年前,沈家本主导修律运动、力图强国,却因国力孱弱、列强肆虐,随着清朝覆灭无疾而终。

  回望70年峥嵘,一条鲜明的主线清晰可见:探索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道路决定命运,旗帜锚定方向——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积极运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建设的成功经验,抓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初步奠定社会主义法治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依法治国成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成为党史上首次专门研究法治建设的中央全会;2018年,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工作全面启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委员会主任……我们党从前所未有的高度谋划法治,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践行法治,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和落实。

  平出于公,坚守法治中国不泯初心

  上世纪九十年代,18岁的内蒙古青年呼格吉勒图被认定犯故意杀人罪、流氓罪并执行死刑。18年后,该案终获再审,呼格吉勒图被改判无罪。

  2019年7月30日,曾经自认“呼格案”真凶的罪犯赵志红被依法执行死刑。出乎不少人意料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在死刑复核中,对赵志红21起犯罪事实中包括“呼格案”在内的4起,由于证据不足不予确认。

  纠正冤错案件,靠的不是“真凶再现”或“亡者归来”。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等现代刑事司法原则落到实处,正义终将不再“迟到”。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回首来路,司法进步的足迹清晰可见——

  1979年,中国第一部刑法、刑事诉讼法诞生,刑事审判从此有法可依。1996年,刑事诉讼法首次作出修改,“疑罪从无”的刑事司法原则终于在法律上得到落实。

  “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这一广大司法办案人员曾经的座右铭,开始逐渐被更公正的司法理念、更完备的人权司法保障所取代。

  2013年,延续半个多世纪的劳教制度正式废除;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等一系列刑事司法改革举措;2018年,检察机关对不构成犯罪或证据不足的决定不批捕16万余人、不起诉3万余人,人民法院依法宣告517名公诉案件被告人和302名自诉案件被告人无罪……

  平出于公,公出于道。政法领域改革的深度和广度远超以往,影响深远——

  一场员额制改革,全国法官、检察官“重新洗牌”。司法责任制改革全面推开,12万多名法官、9万多名检察官遴选入额,“谁办案谁负责”成为广泛共识,有效提升司法质效。

  人民法院“刀刃向内”消灭“立案难”、攻坚“执行难”,最高人民检察院机构“重塑性”变革带来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等职能并行的法律监督总体布局,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不断提升执法公信力,公共法律服务开始惠及千家万户……

  无法外之人,无法上之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平正义更加可触可感——

  1992年,一部《秋菊打官司》走红荧幕,折射老百姓“民告官”的不易。

  2014年,行政诉讼法迎来制定25年后的首次大修,破解“告官不见官”等一系列行政诉讼难题。2016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行政案件超过20万件,其中以判决方式结案的一审案件中,行政机关败诉率超过三成。【详细】

光明日报评:70年伟大成就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都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不管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初心使命,义无反顾、矢志不渝向着这个目标前进。新中国成立的70年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守初心使命的70年,从独立自主探索建设社会主义到改革开放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到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社会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开启了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复兴新征程。

  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让中国社会真正全方位站起来

  1949年9月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后,毛泽东同志向全世界郑重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历史“换了人间”,从此开启了新纪元。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时的“站起来”主要是政治上的“站起来”,用毛泽东同志的话讲,“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守初心,担使命,让中国社会在各个方面都真正“站起来”,中国共产党还必须继续“赶考”。

  全方位站起来,制度保障是最根本的保障,制度建设是最基础的建设。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不失时机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了“一化三改”,即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使中国这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全方位站起来,国民经济一定要尽快发展起来。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经济十分落后。毛泽东同志曾说过:“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所以,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从“一五”计划时期开始,以156项重点工程、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为中心,开始了大规模的投资建设,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经过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的努力奋斗,经过五个“五年计划”的接续发展,中国不仅已经能够自行设计和批量生产汽车、飞机、拖拉机等,更是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把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因为物质基础薄弱、经济发展不独立导致的被动状态彻底抛到了身后。

  人民幸福、民族复兴,没有强大的国防是难以想象的。尽管我国经济极端困难,中国共产党还是带领中国人民克服种种困难独立研制“两弹一星”。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嘹亮的《东方红》乐曲在浩瀚的太空奏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当时的国际环境迫使中国要用大量财力物力维护国家安全,尽管全国人民需要节衣缩食支援国家工业化基础建设,但是人民群众的生活仍然有了质的改善。全国农民人均消费水平从1952年的62元增加到1976年的125元,城市居民同期从148元增加到340元。基本医疗覆盖了全国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这在当时被世界公认是一个奇迹。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以这样的历史自觉践行着初心和使命,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进行改革开放伟大革命,让中国人民摆脱贫困富起来

  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改变,和平与发展越来越凸显为时代主题。全面站起来的中国社会开始了迈向富起来的历史新征程。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守初心担使命就是要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勇于改革开放,让党和人民事业始终充满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在邓小平同志大力倡导和全力推进下,中国社会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

  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走向富起来就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著名论断。党的十五大提出“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自己的发展”;党的十六大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必须抓住一切机遇加快发展”;党的十八大提出“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决不能有丝毫动摇”。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明确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中国社会进入了快速发展期。

  快速发展造就了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79亿元,到2017年增长到82.7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5%,远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像中国这样大的经济体,以和平的发展方式保持40年不起伏不间断的高速增长,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我们看一些标志性的事件:2006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外汇储备国;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20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二位……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守初心担使命结出的丰硕成果。

  中国共产党人还认识到,走向富起来要解放思想,遵循发展规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群众的富裕不可能齐步走。所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然后带动其他人、其他地区共同富裕。从1979年开始,占我国人口80%的农村地区逐步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开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民群众发展致富的热情被极大地激发出来,生产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使越来越多的人和地区走上富裕之路。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一些先行改革的试点企业和城市也在改革开放政策激发下,快马加鞭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欣欣向荣的大好发展态势。我们再看一些标志性的事件: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提前实现了“翻两番”目标,1997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提前实现了“翻两番”目标,2002年在总体进入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06年起全面取消农业税……所有这些都是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的坚实物质基础。

  作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最鲜明的旗帜,改革开放让中国社会的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整个国家的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中国人民迎来了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中国社会迎来了从追赶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飞跃。这就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坚守初心使命交出的亮丽答卷。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让中华民族以昂扬姿态强起来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这一历史方位既为中国共产党人守初心担使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更高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的首要任务。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当代中国现实社会实践活动中的集中体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首先是补短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如果到2020年我们在总量和速度上完成了目标,但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更加严重,短板更加突出,就算不上真正实现了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力度之大、效果之彰,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2018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已减少至1660万人,这些贫困群体也将在明年全部脱贫,所在贫困县全部摘帽。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致力于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更注重考虑更长远时期的发展要求,致力于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发展方式,通过建成高质量的小康社会,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更为牢靠的基础。【详细】

人民网:“70年70问”:为什么新中国第一部法律是婚姻法?

  “70年70问”:为什么新中国第一部法律是婚姻法?

  “追求男女平等的事业是伟大的。纵观历史,没有妇女解放和进步,就没有人类解放和进步。”

  “中国将更加积极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支持妇女建功立业、实现人生理想和梦想。”

  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出自2015年9月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球妇女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今天,我们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党和政府利用法律手段保护妇女权益、推动男女平等的伟大创举,在1950年便已肇始。

结束语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开创了社会主义法治新纪元,建成并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深入人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越走越宽广。要团结激励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继承和发扬新中国法治建设的优良传统,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深化法学研究和理论创新,为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新贡献、谱写新篇章。

北大法律信息网
www.chinalawinfo.com
法律动态
网站简介
合作意向
网站地图
资源导航
版权声明
北大法宝
www.pkulaw.cn
法宝动态
法宝优势
经典客户
免费试用
产品服务
专业定制
购买指南
邮件订阅
法律会刊
北大英华
www.pkulaw.com
英华简介
主要业务
产品列表
英华网站
联系我们
用户反馈
返回顶部
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