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 第13期 总第396期往期专题

聚焦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6月19日上午在北京举行,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沈春耀分别作的关于电子商务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人民法院组织法修订草案、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委员长会议、国务院分别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职责问题决定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

重要草案

  一、电子商务法草案三审

  消费者通过旅游APP购买机票时,经常被隐藏在订票信息下的预选保险框“套路”;去年,多家共享单车企业倒闭后,消费者押金退还程序繁琐,甚至还迟迟得不到回应;在火爆的网络直播和短视频中,很多主播都会在上面销售面膜、口红等产品;在“双11”等网络促销日,有平台经营者利用自己优势地位,限制平台内经营者在其他平台开展促销活动;……《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6月19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电子商务法草案三审稿对类似情形都作出了回应。

  销售商品网络主播被纳入经营者范围

  草案二审稿第十条第一款规定,本法所称电子商务经营者,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包括自建网站经营的电子商务经营者、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电子商务经营者。

  一些常委会委员和部门、企业、社会公众建议,在电子商务经营者的范围中明确不包括个人转让自用二手物品等非经营活动;一些常委会委员和地方、企业、社会公众建议,将通过微信、网络直播等方式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者涵盖在内。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将上述规定修改为:本法所称电子商务经营者,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从事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包括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以及通过自建网站、其他网络服务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电子商务经营者。

  不得对押金退还设置不合理条件

  一些常委会组成人员和部门、企业、社会公众提出,在目前的实践中,一些电子商务经营者定向推送商品、服务信息存在误导情况,搭售商品、押金退还、格式合同等存在许多不合理做法,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应对此作出有针对性的规范。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增加以下规定:

  电子商务经营者根据消费者的兴趣爱好、消费习惯等特征向其推销商品或者服务,应当同时向该消费者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尊重和平等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电子商务经营者搭售商品或者服务,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不得将搭售商品或者服务作为默认同意的选项。

  电子商务经营者按照约定向消费者收取押金的,应当明示押金退还的方式、程序,不得对押金退还设置不合理条件。消费者申请退还押金,符合押金退还条件的,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及时退还。

  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等方式约定消费者支付价款后合同不成立;格式条款等含有该内容的,其内容无效。

  禁止电商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一些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地方、部门、社会公众建议,明确禁止电子商务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及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限制平台内经营者在其他平台上开展经营活动的行为。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作以下修改:

  一是,增加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因其技术优势、用户数量、对相关行业的控制能力以及其他经营者对该电子商务经营者在交易上的依赖程度等因素而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

  二是,将第三十条修改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服务协议、交易规则以及技术等手段,对平台内经营者在平台内的交易、交易价格以及与其他经营者的交易等进行不合理限制或者附加不合理条件,或者向平台内经营者收取不合理费用。

  进一步明确电商平台经营者责任

  一些常委会组成人员和部门、社会公众建议,与侵权责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有关规定相衔接,针对电子商务平台对平台上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行为不及时采取措施,以及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等情形,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其对消费者的责任。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增加规定: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或者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对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资格未尽到审核义务,或者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消费者损害的,依法与该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对个人不办理登记情形作出规定

  草案二审稿第十一条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工商登记。但是,个人销售自产农副产品、销售家庭手工业产品、个人利用自己的技能从事依法无须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活动以及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不需要进行工商登记的除外。

  关于这个问题,在草案起草、审议和征求意见中,一直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当要求所有个人经营者办理登记;一种意见建议明确,除须取得行政许可的经营活动外,个人经营者免于办理登记。

  在二审中,一些常委会委员建议,对不需要进行登记的电子商务经营者的范围予以研究完善,并对其税务登记问题作出规定。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对这个问题作了重点研究后认为:从我国的商事登记和税收征管制度上总体考虑,并为体现线上线下公平竞争,在本法中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登记,是必要的;同时,实践中有许多个人经营者交易的频次低、金额小,法律已要求平台对其身份进行核验,可不要求其必须办理登记。据此,建议作以下修改:

  在草案二审稿第十一条中增加规定,个人从事“零星小额交易活动”不需要办理市场主体登记。

  增加规定:依照本法规定不需要办理市场主体登记的电子商务经营者在首次纳税义务发生后,应当依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税务登记,并如实申报纳税。

    二、检察院组织法修订草案二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订草案)》二审稿19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与一审稿相比,草案二审稿增加了人民检察院督促纠正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不行使职权行为的规定,依法行政有望再添一重法律保障。

  草案一审稿明确,“对依照法律规定由其办理的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对刑事案件进行审查,批准或者决定是否逮捕犯罪嫌疑人”“对刑事、民事、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等八项内容,是人民检察院行使的职权。草案二审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要求,人民检察院在行使上述职权时,发现行政机关有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应当督促其纠正。

  在保障司法公正方面,草案二审稿细化了对有关单位和人员干预检察官司法活动的追责处理。根据草案二审稿,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要求检察官从事超出法定职责范围的事务,对于领导干部或者人民检察院内部人员干预司法活动、插手过问具体案件处理的,办案人员应当拒绝并全面如实记录,由有关机关根据情节轻重追究行为人的责任。

  为了检察工作能够正确适用法律,进一步维护司法公正,草案二审稿还单独增加一款规定,明确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发布指导性案例,供检察官在办理案件时参考。

    三、法院组织法修订草案二审

  6月19日上午,人民法院组织法修订草案二审稿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耀作相关修改情况的汇报。

  遵循符合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

  为体现宪法制度原则精神,草案二审稿将一审稿中“人民法院依照本法规定设立;本法没有规定的,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设立”修改为“人民法院依照宪法、法律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设置。”

  二审稿新增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本级人民法院的工作实施监督。”

  完善审判组织相关规定

  根据修正草案一审稿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可以设巡回法庭,对跨行政区划重大行政、民商事等案件进行审理。二审稿中增加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庭长、副庭长,由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此外,二审稿对于人民法院庭长、副庭长的任免也作出了相应的调整。有常委会委员、部门、地方提出,庭长、副庭长也属于人民法院组成人员,应当由人大常委会任免。

  删除跨行政区划法院相关规定

  修订草案一审稿中增加规定:“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可以设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审理跨地区案件。”

  从实践出发,跨行政区划法院尚未有过试点等实践经验,全国人大常委会未就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作过决定。为了保持人民法院组织体系和基本原则的稳定性,对改革中一些实践经验不够的问题暂不作规定。据此原则,本次二审稿中删除了关于跨行政区划法院的相关内容。

  增加对违反法定职责的记录、追责等内容

  修订草案一审稿规定:“人民法院有权拒绝从事违反法定职责的活动。”二审稿将这一内容修改为两款,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要求法官从事超出法定职责范围的事务。”“对于领导干部或者人民法院内部人员干预司法活动、插手过问具体案件处理的,办案人员应当拒绝并全面如实记录,由有关机关根据情节轻重追究行为人的责任。”

  四、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职责问题决定草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职责问题的决定(草案)》(以下简称《决定》)日前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耀在会上作了相关说明。

  “为了保证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依法履行相关职责,在有关法律规定修改之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专门决定,对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职责及时予以明确,是必要的、可行的。”沈春耀指出,作出《决定》主要基于几点考虑:

  首先,宪法修改并设立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后,对相关法律规定有必要进行处理,使之与宪法规定相一致。经梳理,全国人大组织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等五部法律中,共有23个条款涉及“法律委员会”职责。“经综合分析评估,对这些法律规定不宜采取打包方式进行修改,需要在今后适时修改相关法律时,考虑修改上述规定。”沈春耀说。

  其次,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履行职责。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履行统一审议法律草案等职责,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法律草案审议结果报告、修改情况汇报等重要文件。这些职责是现行有关法律规定的、由原法律委员会承担的职责,有必要对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更名后继续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履行职责问题予以明确。

  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明确有关专门委员会职责,符合宪法精神和法治原则。根据宪法第七十条规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各专门委员会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领导。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和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精神,明确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职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经研究拟定了《决定》。

  《决定》草案主要包括两项内容:一是,明确全国人大组织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等五部法律中规定的法律委员会的职责,由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承担。二是,规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继续承担统一审议法律草案工作的基础上,增加推动宪法实施、开展宪法解释、推进合宪性审查、加强宪法监督、配合宪法宣传等工作职责。(来源:中国人大网)

    五、个人所得税法修正草案

  6月19日,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财政部部长刘昆对草案作说明。

  本次修正是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重要一步。从草案内容中看,本次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综合考虑了居民收入、消费支出水平,对税收标准作出前瞻性考虑。

  刘昆指出,按照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工资、薪金所得的基本减除费用标准为3500元/月,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每次收入不超过4000元的,减除费用800元;4000元以上的,减除20%的费用。草案将上述综合所得的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提高到5000元/月(6万元/年)。这一标准综合考虑了人民群众消费支出水平增长等各方面因素,并体现了一定前瞻性。按此标准并结合税率结构调整测算,取得工资、薪金等综合所得的纳税人,总体上税负都有不同程度下降,特别是中等以下收入群体税负下降明显,有利于增加居民收入、增强消费能力。

  说明全文如下

  一、修改的总体思路

  这次修改个人所得税法,旨在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决策部署,依法保障个人所得税改革顺利实施。修改工作坚持突出重点,对现行个人所得税法不适应改革需要的内容进行修改,补充、完善保障改革实施所需内容。对其他内容,原则上不作修改。

  二、修改的主要内容

  (一)完善有关纳税人的规定。

  现行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了两类纳税人:一是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二是在中国境内无住所又不居住,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不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取得的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从国际惯例看,一般将个人所得税纳税人分为居民个人和非居民个人两类,两类纳税人在纳税义务和征税方式上均有所区别。现行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两类纳税人实质上是居民个人和非居民个人,但没有明确作出概念上的分类。为适应个人所得税改革对两类纳税人在征税方式等方面的不同要求,便于税法和有关税收协定的贯彻执行,草案借鉴国际惯例,明确引入了居民个人和非居民个人的概念,并将在中国境内居住的时间这一判定居民个人和非居民个人的标准,由现行的是否满1年调整为是否满183天,以更好地行使税收管辖权,维护国家税收权益。(第一条)

      (二)对部分劳动性所得实行综合征税。

  现行个人所得税法采用分类征税方式,将应税所得分为11类,实行不同征税办法。按照“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的要求,结合当前征管能力和配套条件等实际情况,草案将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4项劳动性所得(以下称综合所得)纳入综合征税范围,适用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居民个人按年合并计算个人所得税,非居民个人按月或者按次分项计算个人所得税。同时,适当简并应税所得分类,将“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调整为“经营所得”,不再保留“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该项所得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并入综合所得或者经营所得。对经营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以及其他所得,仍采用分类征税方式,按照规定分别计算个人所得税。(第二条)

      (三)优化调整税率结构。

  一是综合所得税率。以现行工资、薪金所得税率(3%至45%的7级超额累进税率)为基础,将按月计算应纳税所得额调整为按年计算,并优化调整部分税率的级距。具体是:扩大3%、10%、20%三档低税率的级距,3%税率的级距扩大一倍,现行税率为10%的部分所得的税率降为3%;大幅扩大10%税率的级距,现行税率为20%的所得,以及现行税率为25%的部分所得的税率降为10%;现行税率为25%的部分所得的税率降为20%;相应缩小25%税率的级距,30%、35%、45%这三档较高税率的级距保持不变。(第三条、第十六条)二是经营所得税率。以现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税率为基础,保持5%至35%的5级税率不变,适当调整各档税率的级距,其中最高档税率级距下限从10万元提高至50万元。(第三条、第十七条)
 
      (四)提高综合所得基本减除费用标准。

  按照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工资、薪金所得的基本减除费用标准为3500元/月,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每次收入不超过4000元的,减除费用800元;4000元以上的,减除20%的费用。草案将上述综合所得的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提高到5000元/月(6万元/年)。这一标准综合考虑了人民群众消费支出水平增长等各方面因素,并体现了一定前瞻性。按此标准并结合税率结构调整测算,取得工资、薪金等综合所得的纳税人,总体上税负都有不同程度下降,特别是中等以下收入群体税负下降明显,有利于增加居民收入、增强消费能力。该标准对于在中国境内无住所而在中国境内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纳税人和在中国境内有住所而在中国境外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纳税人统一适用,不再保留专门的附加减除费用(1300元/月)。(第五条)

      (五)设立专项附加扣除。

  草案在提高综合所得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明确现行的个人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专项扣除项目以及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项目继续执行的同时,增加规定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专项附加扣除。专项附加扣除考虑了个人负担的差异性,更符合个人所得税基本原理,有利于税制公平。(第五条)
 
      (六)增加反避税条款。

  目前,个人运用各种手段逃避个人所得税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堵塞税收漏洞,维护国家税收权益,草案参照企业所得税法有关反避税规定,针对个人不按独立交易原则转让财产、在境外避税地避税、实施不合理商业安排获取不当税收利益等避税行为,赋予税务机关按合理方法进行纳税调整的权力。规定税务机关作出纳税调整,需要补征税款的,应当补征税款,并依法加收利息。(第六条)此外,为保障个人所得税改革的顺利实施,草案还明确了非居民个人征税办法,并进一步健全了与个人所得税改革相适应的税收征管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和以上说明是否妥当,请审议。(来源:北大法宝法律法规库)     

个税法第七次修正

  本次个税法修改采取“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模式,这是我国个税课税模式的根本性转变和升级,向建立现代个税制度迈出了关键性一步。

  此次个税法修改是一次重大的突破,解决了过去很多年一直想解决却没有解决的问题。同时,本次税改重点体现对人权、对人民利益的尊重和保护,在化解社会主要矛盾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个人所得税法也更加朝着公平方向发展。

  6月19日,备受关注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这是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自1980年出台以来第七次大修。《草案》除对社会热议的起征点进行调整外,还拟规定对部分劳动性所得实行综合征税、优化调整税率结构,并首次增设专项附加扣除等多项内容。

  这些改革措施有什么意义,会给纳税人带来哪些影响?就相关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专家学者。

  焦点一

  为什么要进行综合征税

  个人所得税是目前我国仅次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的第三大税种。统计显示,2017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为11966亿元,占全部税收比重超过8%。个税不仅仅是国家筹集财政收入的重要税种,也是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工具,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改革,是1980年以来对个税法的第七次重要修正。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本次个税法修改采取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模式,系个税课税模式的根本性转变。“为了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的改革目标,时隔5年,本次个税法修改终于启动了‘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税制’的立法任务,改变了以往单纯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做法,这是我国个税课税模式的根本性转变和升级,向建立现代个税制度迈出了关键性一步”。

  在持相似观点的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冯俏彬看来,此次《草案》受到关注,社会认为个人所得税将有重大变化,准确来说,“实际是个人所得税模式上的重大变化。以前我们的个人所得税也叫做分类所得税,那么未来改革的方向就是综合所得税,这是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基本方向”。

  冯俏彬对记者说,综合征税分为小综合和大综合。所谓小综合,就是对现在有关部门能够掌握、能管起来的收入,先行纳入到统一增收的范围,“没有掌握或者说需要管理和信息水平比较复杂的、现在条件还不成熟的,往后放一放”。

  对此,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刘剑文也认为,个税改革实行一个理念叫追求公平,对不同群体收入扣税方案不同,收入高的人要多征税,收入少的人少征税。

  “以前个税法实行分类所得税,根据收入类型不同进行扣除。有的人收入比较单一,要么是工薪所得,要么是劳务所得;有的人既有工薪所得,也有劳务、稿酬所得以及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对于收入多方面的人来说,因为每个都有扣除,显然多项收入的人比单项收入的人在税方面的优惠多一些,就可能出现收入多的人少交税,收入少的多交税的情况。综合所得税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刘剑文说,举个简单的例子,王某只有工薪所得,张某既有工薪所得也有劳务所得。王某的工薪所得是每月3600元,他就要交税。而张某的收入是每月4300元,其中工薪所得3500元,劳务所得800元,这两项都没有达到指标,所以不用交税,这样就有失公平。

  “此次个税修改是一次重大的突破,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个人所得税法修改的一次革命,解决了过去很多年一直想解决却没有解决的问题。同时,本次税改重点体现对人权、对人民利益的尊重和保护,在化解社会主要矛盾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个人所得税法也更加朝着公平方向发展。”刘剑文说。

  焦点二

  个税调节功能是否能被放大

  个税起征点的提高,是此次《草案》中最引人关注的焦点。

  在提到个税起征点提至5000元时,刘剑文说,5000元基本满足了社会的期待,但这一标准会随着社会的反映进行调整。“根据《草案》,用个人所得税法来调节不同收入群体的收入效果更加明显,表现对中低收入税负其实在不同程度的下降,高收入群体税负增加”。

  “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是一个综合工程。最大的就是从以前的分类所得税向综合所得税转换,已经走出了难能可贵的第一步,但是确实还有很多细节问题需要讨论。至于起征点提高后会带来哪些变化,我觉得对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看。”冯俏彬向记者分析说,从综合征税来说,“起征点到底是提高了还是没有变,这个还得具体分析。因为可能落在不同的人头上,有工资方面的收入就是一个减税的效果。再一个,比如说有一个不同来源收入的,就要具体分析了”。

  此外,不少舆论认为,在此次个税改革中,个税调节收入的功能将被放大。

  对此,冯俏彬和刘剑文表示了认同。

  “肯定是放大,效果比较明显,低收入人群减负力度大一些,高收入人群税负增加。”刘剑文称,此次税改将一般扣除和专项扣除相结合,比如增加教育、大病医疗以及住房公积金、住房利息扣除和租金扣除等,这些都体现了对人民权利的尊重。

  个税抵扣一直被业内视作为纳税人减轻缴税负担的主要途径之一。而本次《草案》更是首次设立了“专项扣除”的内容,丰富了抵扣类别。

  “专项附加扣除考虑了个人负担的差异性,更符合个人所得税基本原理,有利于税制公平。”财政部部长刘昆在就《草案》作说明时说。

  对于《草案》首次增加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专项附加扣除,冯俏彬介绍说,我国现在的个人所得税主要是实行标准扣除的方法,“这些扣除,不管是教育支出、医疗支出还是保险支出,实际上在凭证方面都是可查的。比如你交的学费、你发生的医疗费用,另外还有买保险的支出,都是可以核实的。之所以能够允许做这种专项扣除,还是相应考虑到了我们管理上比较成熟,信息可靠程度相对比较高”。

  同样引人关注的还有本次被列入专项抵扣的“住房贷款利息”。易居智库研究总监严跃进直言,购房利息支出可以抵扣个税,能够有效降低相关群体的购房成本。

  不过,冯俏彬认为,目前关于房贷利息抵扣的探索仅建立起了一个框架,配套尚不成熟,在届时的细则中,一定会分清刚需房与投资性住房的区别。

  至于具体征管方式,刘剑文透露说需要税务部门出台具体实施条例,这是下一步要考虑的问题,“《草案》是一个原则性的规定,这次专项扣除是有机结合不同的群体、不同家庭的需求,也是对人民利益的最大的保护。减轻负担,让大家得到更多的实惠”。

  焦点三

  富人能否不再不当避税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草案》首次增加反避税条款,针对个人不按独立交易原则转让财产、在境外避税地避税、实施不合理商业安排获取不当税收利益等避税行为,赋予税务机关按合理方法进行纳税调整的权力。

  刘昆就《草案》作说明时说,《草案》参照企业所得税法有关反避税规定,针对个人不按独立交易原则转让财产、在境外避税地避税、实施不合理商业安排获取不当税收利益等避税行为,赋予税务机关按合理方法进行纳税调整的权力。

  同时,规定税务机关作出纳税调整,需要补征税款的,应当补征税款,并依法加收利息。

  对于首次提出增加反避税条款的背景,冯俏彬说,主要为了针对高收入、多重收入来源人群的避税问题。

  不过,冯俏彬也提出,不能够把正常的税务筹划都当作避税或者偷逃税。

  对此,施正文也对记者说,现在的避税行为是比较严重的,“我觉得这次反避税治理体系,有利于打击避税行为”。

  “首先,我国对个人所得税一直以来采取代扣代缴为主的间接管理方式,没有唯一的自然人纳税代码,没有自然人数据库,这样的管理方式不仅不能准确定位纳税人,不同税务机关之间的信息也无法实现共享;其次,财产登记制度缺失,使得税务机关无法掌握纳税人(特别是高收入人群)的财产变动情况,无法及时实施征管;第三,大量现金交易存在,增加了征管漏洞;第四,第三方协税制度不健全,证券、银行、期货、保险、工商、房地产交易机构等没有法定报告义务,税务机关无法获取及时有效的产权变动信息以支撑税务审核。”在北京从事税法业务的律师曲涛对记者说,正是基于上述原因,目前个人所得税反避税立法有着迫切的需求。

  对于目前个人所得税避税的主要形式,曲涛说,主要有改换国籍获取税收优惠、滥用文件避税、利用避税地避税以及选择所得类型和税阶避税等。

  虽然在个人所得税反避税立法层面存在不足,但我国近年来也积极参与国际间涉税信息情报交换与共享,为反避税立法奠定了良好的信息基础。

  2015年12月17日,我国签署了《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之多边政府间协议》。根据该协议,2017年9月,中国个人及其控制的公司在特定的56个国家和地区开设的银行账户信息(截至2016年底的信息)将会主动呈报于中国税务机关;2018年9月将再增加40个国家和地区。

  “该协议的签署将改变过去依申请提起情报交换的冗长程序,变为主动进行的、无需提供具体涉税理由的情报交换。这无疑将为我国税务机关打击个人跨境逃避税提供极大的便利。”曲涛说。

  焦点四

  个税改革能否一步到位

  任何改革都难一蹴而就,个税改革亦是如此。

  个税综合与分类的改革,已经提出有十余年。在冯俏彬看来,个税改革肯定要一步一步往前走,不能指望速成。

  “比如,比较理想的个人所得税征收方式以家庭为单位计算所有的收入与支出,用收入减去支出剩下的余额即个人所得税税基。但以此方式征税涉及收入、支出等方面的信息管理与统计,而目前根据我国现状,还需要逐步推进。”冯俏彬直言,从当前现状来看,我国综合税还没有全面铺开的能力,“但个税改革的方向要从分类所得税向综合所得税转型,即不管什么形式的收入都应统一计算进行缴税,此次《草案》对部分劳动性所得实行综合征税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分类税趋于平衡”。

  “我个人认为这一次个人所得税修改力度很大,步伐很大,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但是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不可能是一步到位的,还需要不断完善。大家关注的夫妻合并纳税问题,关于费用扣除标准要不要随着物价、汇率变动来考量,即弹性税率问题等在此次税改中没有涉及。”刘剑文说,另外,在某种意义上,目前个人所得税与税收法定原则还有些距离,“我认为,当前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的操作性还不是很强,主要靠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以及一些税法的解释进行实施。本着税收法定原则,需要大量的行政法来保证,并且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要越来越细,越来越有操作性”。

  此外,刘剑文还提到要考虑工薪所得边际税率的问题,纳税需要考虑社会的承受力和人们心理预期。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纳税人的收入、财产、开支、家庭等涉税信息,分散于银行、证券、公安、民政、不动产登记等不同机构之间,信息处于分散、隔离状态。施正文认为,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税制、增加专项扣除的项目,亟待建立和完善涉税信息提供、集中、联网、共享机制,以强化征管能力,确保新税制有效实施。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执法问题研究处理报告

    19日,国务院关于研究处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情况的报告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受国务院委托,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就报告作说明时说,为堵住洋垃圾进口通道,生态环境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并实施三年行动方案(2018-2020年)。自2017年8月起,先后三次调整进口废物管理目录,其中第一批调整目录于2017年12月31日起生效,已全面禁止进口环境危害大、群众反映强烈的固体废物;第二批、第三批将分别于2018年12月31日起和2019年12月31日起实施。

    同时,我国加强全过程监管,强化洋垃圾非法入境管控。严格进口固体废物审批,2017年审批量同比下降35%。海关总署等部门不断加大洋垃圾口岸查验和走私打击力度。2017年全国对走私洋垃圾刑事立案286起,查证涉案废物86.68万吨。

    李干杰介绍,有关部门联合开展了电子废物、废轮胎、废塑料、废旧衣服、废家电拆解等“五废”再生利用行业清理整顿。截至目前,全国共重点整治“五废”行业集散地194个。

    他表示,我国将持续推进三年行动方案,从严审查固体废物进口许可申请,力争固体废物进口量逐年大幅削减;从2018年起,连续三年开展打击进口固体废物加工利用企业环境违法行为专项执法行动,持续保持高压态势。

统计法执法检查报告

    统计法是我国唯一的一部统计法律,为科学、有效组织统计工作提供了基本法律遵循。6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作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统计法实施情况的报告。

    报告指出,总的看,统计工作较好地发挥了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执法检查同时发现,统计法实施中仍然存在个别干部法治意识淡薄、法律规定落实不到位、统计执法监督和处罚偏松偏软等突出问题,建议通过增强统计法治观念、加大统计执法监督力度等方式,推进统计法的深入实施。

    报告提到,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面临新形势、新任务,迫切要求统计法制建设与时俱进。特别是党中央对改革完善统计体制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应当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执法检查中,各地区各部门也提出对统计法作出适当修改的建议。为此,建议将统计法修改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同时,建议国务院按照统计法的规定,抓紧制定出台民间统计调查活动管理办法。

    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屡禁不止

    报告指出,个别干部法治意识淡薄,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屡禁不止。

    一是少数地方未能树立正确政绩观,搞攀比、争位次,在数据上做文章。有的地方把统计机构作为地方计划目标完成的直接责任单位给予压力,有的采取多种方式对统计部门和人员、调查对象及其主管部门进行干预,影响统计数据的真实准确。二是一些地方制定目标脱离实际,有的还层层加码,甚至直接向企业下达任务,当任务难以完成时,就在源头数据上弄虚作假。三是受增长速度基数累积效应影响,导致数据基数年年抬高,数据“水分”年年增大。四是一些统计调查对象为了资质考核、争取融资、骗税逃税等,虚报瞒报甚至拒报。2017年以来,国家统计局根据举报线索核查数据异常的2051家企业和2942个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有1195家企业、2775个投资单位的统计数据存在编造、虚报。国家统计局执法检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发现,天津滨海新区临港经济区、内蒙古开鲁县、辽宁西丰县违法企业平均虚报率分别高达56倍、10倍和6.7倍。

    各级政府要树立正确政绩观

    针对执法检查中发现的个别干部法治意识淡薄等问题,报告建议,增强统计法治观念,营造良好统计环境。

    报告指出,各地区、各部门在统计工作中要落实全面依法治国要求,进一步贯彻实施好统计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加强普法宣传,推广典型经验,切实增强领导干部、统计人员和统计对象的统计法治观念。

    同时,各级政府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不唯GDP论英雄,不搞总量和速度等指标考核排名,纠正把统计机构作为地方计划目标完成的直接责任单位等影响统计独立性的做法,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加强统计工作法治建设。

    加大统计违法行为惩治力度

    数据质量是统计的生命,要从源头保证统计数据真实准确。报告指出,加大统计执法监督力度,确保统计数据质量,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建立健全统计督察制度。加强对各地区各部门遵守统计法律法规的监督,维护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干扰、不受侵犯;加大统计违法行为惩治力度,强化国家统计执法权威。加大对统计违法案件查处力度,严格依法依纪追究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人的党纪政纪责任,落实统计造假弄虚作假“一票否决制”,曝光典型违法案例;集中清理统计报表多乱的问题。建议国家统计局从现在起用一年左右时间完成梳理国家、部门和地方统计调查项目和指标的任务,对不适合经济社会发展的进行调整,对重复交叉、多头布置的进行整合。

后续关注

  22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分组审议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北京青年报记者注意到,不少委员针对起征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不少委员认为,5000元/月(6万元/年)的起征点过低。也有委员建议,起征点应区分不同区域。

  19日上午,修正案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是个税法自1980年出台以来第七次修改。修正案草案将起征点由之前的3500元/月上调至5000元/月(6万元/年)。22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闭幕,备受关注的个税法修正案草案并未提请表决。

  专项扣除

  “建议将赡养老人也纳入进去”

  在现行的个人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专项扣除项目以及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项目继续执行的同时,个税法修正案草案增加规定,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专项附加扣除。

  “赡养老人的费用还是应该考虑专项扣除,应该纳入进去。”徐绍史委员说。

  他说,从整个人口结构上来说,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是老龄化和少子化。2017年底我国老年人口已经是2.41亿,占到17.3%,2017年本来说是放开二孩政策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个生育比较大的增长,结果2017年新出生人口只有1700多万,比2016年还少生了63万。现在赡养老人基本上是“973”——90%是居家养老,7%是社区养老,3%是机构养老。

  “既然实施二孩政策,那么0到3岁的婴幼儿的哺育费用也应考虑专项扣除,这样来鼓励你一是把老人养好,二是生二孩,比较快地改善人口结构。”徐绍史说。

  朱明春委员建议,专项扣除要增加赡养老人和婴幼儿照顾的支出。

  “现在抚养比在迅速提高,几个年轻人对着上面一堆老人,这个情况不加以考虑不合适。我国人口结构已经很不合理,现在已经放开二孩了,个税法不考虑到对婴幼儿的照顾,也不合理。”

  张苏军委员持相同观点。

  在谈到如何操作时,张苏军建议有关部门在核实养老负担时,听取老人意见。抓住契机把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嵌入到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中去。

  专项扣除究竟该如何扣?不少委员认为,规则尚待细化。

  杨震委员说:“去上辅导班的费用扣不扣呢?比如钢琴班或其他班,在这个法里没有明确,也不清楚,会不会造成新的不平等?医疗也同样,生病了毫无疑问,美容医疗费用就不能算吧?这些细则现在还不太清楚。”

  杨震希望国务院早日出台专项扣除的标准。

  丁仲礼副委员长对此也有一个具体的限定。

  他举例说,学前教育对许多年轻的家庭来说是非常重的负担,但牵扯到不同的幼儿园有不同收费标准,“公立的、私立的收费都不一样,其他子女教育也一样,上私立学校能扣除吗?我觉得这点还很模糊,应该给它一个限定,即什么样的教育支出,比如公立教育中的支出可以全部扣除,私立学校则只能扣一部分。”

  个税法修正案草案将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对此,不少委员也发表了看法。

  吕薇委员说,北京、上海同样面积的租房费就很高,三四线城市就很低。吕薇建议下一步从范围到标准都要对此进行细化,既与国家的公共政策和相关政策相衔接,又能体现公平性。

  “住房贷款和租金的问题很复杂。”冯军委员说。

  冯军举例称:“现在北京还有一个人有多套房的,这样的贷款利息如果扣除掉了,是不公平的,租金问题也是一样的,去租别墅和保障性、改善性的去租一居室、两居室,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冯军建议,具体的标准、范围、操作办法应通过制定行政法规来确定,以更好体现税收法定的改革方向。

  起征点

  “是否应考虑家庭因素?”

  “起征点还是有点偏低。”李晓东委员说。

  在李晓东看来,修正案草案中,虽然上调了起征点且幅度挺大,但是考虑到工资占GDP收入的比例,以及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等情况,起征点还是有提高的空间,“我个人认为8000元到1万元的起征点是比较合适的。”

  “起征点,能不能再提高一些?”徐如俊委员说,2007年12月的改革由1600元调整到2000元,增加400元;2011年6月从2000元调整到3500元,增加1500元;这次从3500元调整到5000元,增加幅度与上次一样,都是1500元,“七年之后,我们的经济总量肯定和过去不一样了,起征点能不能再增加一点?”

  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委员程恩富则建议,把起征点提高到每月1万元,“这样教育问题、赡养问题等附加问题都解决了,不要搞得太复杂。”

  不过也有不同看法。

  “现在5000块钱如果加上各种扣除的话,实际是月收入在1万左右才有可能会实质性交纳个人所得税。因为有各种扣除、附加,扣掉以后不是真正收入5000元就纳税,七八千以上才会去纳税。”冯军委员说。

  在冯军看来,这体现了国家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关心,是对民生的重视。

  此外,还有一些人建议,个税的起征点要考虑到区域不平衡等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蔡毅建议,要考虑区域发展、经济不平衡、消费水平高低不一的情况,可授权省级人大常委会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在法定的幅度范围内具体确定适用标准,上报全国人大备案,“例如广东、上海是否可以考虑8000元到9000元。”

  “建议依据各地区的人均基本生活支出水平,区分不同区域的实际消费水平来设计免征额和扣除标准,不要搞全国一个标准。”鲜铁可委员说。

  鲜铁可说,2015年各省份地区人均消费支出的数据显示,最高的是上海,人均34783.6元/年,比最低的西藏人均8245.8元高几倍。在他看来,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标准,“难以充分反映各省份地区的居民实际消费支出情况,是不利于实现税负公平的。”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有不少委员建议,个税征收还要考虑到家庭的因素。

       彭勃委员认为,如果仅仅是单纯计算个人所得,不考虑家庭人均所得,无论从公平角度还是从群众的生活质量和满意度方面来看,都会存在问题。

  他举例称,同样两个家庭,一个家庭是夫妻双方都有工作,两个人的收入都是4500元,按照新的纳税标准都不够纳税,但是这个家庭的实际月收入是9000元,而另一个家庭丈夫工作,收入6000元,得纳税,妻子不工作,这样家庭月收入6000元的家庭就要纳税,家庭月收入9000元就不用纳税。

  “据了解,国外在这方面还是比较关注的。除了实际个人所得以外,还考虑家庭人均所得的基数情况。如果在这方面予以考虑,会更合理一些。”

  全国人大代表余少华建议改为以家庭为单位。“我了解到的情况,很多家庭有的失业了,有的致残了,但是这个家庭只有一个人工作,这一个人的工资超过5000元以后还要收税,很不平等。”

  鲜铁可委员也认为,逐步过渡到按照家庭收入为单位纳税的方式才能全面体现税收公平原则。

  “随着‘4·2·1’结构的家庭迅速增多以及二孩政策的推行,家庭用于育儿养老方面的支出压力不断增大,生活成本上升。其中一个家庭既无需要抚养的子女又无需要赡养的老人、家庭成员身体健康,没有医疗费用,而另外一个家庭则需要抚养子女、赡养老人,并且为老人看病支出高额的费用,那么显而易见,这两个家庭的实际生活负担是不同的。”

  税率

  “最高税率45%,是否合适?”

  优化调整税率结构也是草案的一大看点。

  “以现行工资、薪金所得税率(3%至45%的7级超额累进税率)为基础,将按月计算应纳税所得额调整为按年计算,并优化调整部分税率的级距。”财政部部长刘昆此前在作草案说明时表示。

  具体是:扩大3%、10%、20%三档低税率的级距,3%税率的级距扩大一倍,现行税率为10%的部分所得的税率降为3%;大幅扩大10%税率的级距,现行税率为20%的所得,以及现行税率为25%的部分所得的税率降为10%;现行税率为25%的部分所得的税率降为20%;相应缩小25%税率的级距,30%、35%、45%这三档较高税率的级距保持不变。

  “建议把个人所得税率定为十级。”张少琴委员建议。

  张少琴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个人所得产生了新变化,从年收入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乃至上亿,本次个税法修正案草案把个税税率定为七级,最高级别纳税所得额定为96万,缺少对千万级别和亿元级别收入等级的调节。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光权也关注到了税率结构的问题。

  “个税改革当然要追求公平,这是基本的理念,收入越高应该缴税越多,但是第七档最高税率是45%,是不是合适,还应该再研究。从世界上多数国家来看,个人所得税最高档达到45%的国家是很少的。”

  周光权建议,最高的那一档应适当考虑降低一点。他说,降低最后一档45%有两个方案:一个是适当地降一点,比如降到40%。另外一个方案,如果税率45%一定要维持,可以考虑提高第六档和第七档的应纳税额,第六档超过66万到96万,可以把96万提高到100万,这样第七档就成了超过100万以上的,纳税45%。

  “我个人更倾向于45%往下调一点。当然需要预估45%往下降,国家税收究竟要减多少,建议对这个问题再研究一下。”他说。

  杜玉波委员则建议,完善综合所得和资本性收入的税率设计。

  他说,这次修订,优化调整了个人综合所得的部分税率的级距,但对于综合所得(主要是工资、薪金等劳务所得)和资本性收入税率的设计没有进行调整。

  杜玉波解释说,最主要的劳务性收入——工薪所得,适用3%-45%的超额累进税率;资本性收入,如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等,均适用20%的比例税率,“高收入群体如果按照工薪所得交纳个税,最高适用45%的税率,不仅远高于资本性收入20%的税率,也高于企业所得税25%的税率。”

  在他看来,在工薪所得税高边际税率下,高收入群体避税动机很强,一种典型的避税方式就是“钱在企业、少拿工资”。(来源:北京青年报)

结束语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22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职责问题的决定、关于中国海警局行使海上维权执法职权的决定,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及一系列任免案,批准了2017年中央决算。 闭幕会后,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五讲专题讲座,栗战书委员长主持。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做了题为《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 动员全社会力量建设美丽中国》的讲座。

责任编辑
李佳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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