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 第6期往期专题

民法总则通过 开启中国民法典时代

作为我国民法典的开篇之作,民法总则草案在2016年6月首次揭开面纱。在广泛征求社会公众意见,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次审议,民法总则草案在2017年3月8日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正式提请审议。3月10日,全国人大正在审议的民法总则。民法总则审议于2017年3月15日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2017年3月15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17年3月15日【详细】

 

《民法总则》与《民法通则》对照表

  《民法总则》已于昨日通过,将于10月1日施行。观其内容很大程度上是《民法通则》的修订版。虽然两法将在最近几年并行,但依照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条文存在冲突的以民法总则的规定为准。为更好的学习新法,特作对照表,供学习使用。【详细】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的说明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的说明
 
  ——2017年3月8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李建国
 
  各位代表:
 
  我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的说明。
 
  一、关于编纂民法典的任务、意义和指导思想
 
  编纂民法典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立法任务。编纂民法典是对现行民事法律规范进行系统整合,编纂一部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体例科学、结构严谨、规范合理、内容协调一致的法典。编纂民法典不是制定全新的民事法律,而是对现行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科学整理;也不是简单的法律汇编,而是对已经不适应现实情况的规定进行修改完善,对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有针对性的新规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极大地提振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编纂民法典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第一,编纂民法典是体现党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客观需要。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实现公民权利保障的法治化。这是总结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经验教训而得出的重要结论,是我们党根本宗旨的内在要求。我国宪法确立了保障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原则。宪法的精神和原则必须在民事法律中予以体现和落实。通过编纂民法典,健全民事法律秩序,就是要加强对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的保护,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第二,编纂民法典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指出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民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事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它规范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每个民事主体都密切相关。民法与国家其他领域的法律规范一起,支撑着国家治理体系。通过编纂民法典,完善民事法律规范,就是要构建民事领域的治理规则,提高国家治理能力。
 
  第三,编纂民法典是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客观要求,也是保障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必须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等为基本导向。我国民事立法秉持民商合一的传统,通过编纂民法典,完善我国民商事领域的基本规则,为民商事活动提供基本遵循,就是要健全市场秩序,维护交易安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编纂民法典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贯彻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贯彻新发展理念,编纂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的民法典,正确调整民事关系,更好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按照上述指导思想,编纂民法典工作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一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党的领导这一社会主义法治的最根本保证,确保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二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人民立场这一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三是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全过程,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强化规则意识,增强道德约束,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四是坚持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以法典化方式巩固和确认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民事立法成果,同时与时俱进,完善和发展我国民事法律规范,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更好地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
 
  二、关于民法总则草案的起草情况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法典编纂和民法总则的制定。2016年6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民法典编纂工作和民法总则草案几个主要问题的汇报,并作出重要指示,为编纂民法典和制定民法总则提供了重要指导和基本遵循。民法典将由总则编和各分编组成,目前考虑分为物权编、合同编、侵权责任编、婚姻家庭编和继承编等。编纂工作按照“两步走”的思路进行:第一步,编纂民法典总则编,即提请本次会议审议的民法总则草案;第二步,编纂民法典各分编,拟于2018年整体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分阶段审议后,争取于2020年将民法典各分编一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从而形成统一的民法典。按照进度服从质量的要求,具体工作安排可作必要调整。
 
  编纂一部真正属于中国人民的民法典,是新中国几代人的夙愿。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曾于1954年、1962年、1979年和2001年先后4次启动民法制定工作。第一次和第二次,由于各种原因而未能取得实际成果。1979年第三次启动,由于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制定一部完备的民法典条件还不具备,因此,按照“成熟一个通过一个”的工作思路,确定先制定民事单行法。现行的继承法、民法通则、担保法、合同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制定的。2001年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并于2002年进行了一次审议,经讨论,仍确定继续采取分别制定单行法的办法。2003年十届全国人大以来,又先后制定了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等。由此可以看出,1979年以来我国民事立法是富有成效的,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民事法律规范体系,为编纂民法典奠定了较好的法律基础和实践基础。现在,编纂民法典条件已经具备。
 
  党的十八大以来,根据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十二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编纂民法典和制定民法总则作为立法工作的重点任务。2016年6月、10月、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3次审议了民法总则草案,并且先后3次于会后将草案审议稿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征求社会公众意见,两次将草案印送全国人大代表征求意见,还将草案印发中央有关部门、地方人大、法学教学科研机构征求意见。与此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6年10月和11月在北京、四川、宁夏和上海召开4次座谈会,由张德江委员长和我分别主持,直接听取中央有关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和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基层立法联系点代表、法律实务工作者和专家学者等各方面的意见,并到基层进行实地调研。这次提请大会审议的民法总则草案,是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反复修改形成的,体现了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精神。
 
  民法总则是民法典的开篇之作,在民法典中起统领性作用。民法总则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一般性规则,统领民法典各分编;各分编将在总则的基础上对各项民事制度作出具体规定。民法总则草案以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为基础,采取“提取公因式”的办法,将民事法律制度中具有普遍适用性和引领性的规定写入草案,就民法基本原则、民事主体、民事权利、民事法律行为、民事责任和诉讼时效等基本民事法律制度作出规定,既构建了我国民事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也为各分编的规定提供依据。
 
  在民法总则草案起草过程中,遵循了编纂民法典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并注意把握以下几点:一是既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解决社会生活中纷繁复杂的问题,又尊重立法规律,讲法理、讲体系。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定民法总则必须立足于这一基本国情,研究现阶段民事法律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以实践需求确定立法重点,用实践智慧破解立法难点。同时,按照民商事法律关系的内在规律,注重与民法典各分编和其他部门法的有机衔接。二是既尊重民事立法的历史延续性,又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国现行民事法律大部分规则实际可行,为人民群众所熟悉和接受。制定民法总则,必须深入总结这些法律的实施情况,对实践证明正确、可行的,予以继承,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对不适应现实情况的内容和制度进行修改补充,对社会生活迫切需要规范的事项作出创设性规定,增强法律的可执行性,并适度体现前瞻性。三是既传承我国优秀的法律文化传统,又借鉴外国立法的有益经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包括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与民法的理念和原则是相通的。制定民法总则,必须坚定文化自信,深入挖掘和传承包括中华法律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让我们的民法总则体现鲜明的民族性。同时,要有世界眼光,善于学习外国的立法经验,借鉴人类法治文明成果,但决不照搬外国法治理念和模式。
 
  三、关于民法总则草案的主要内容
 
  民法总则草案分为11章,包括基本原则、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民事权利、民事法律行为、代理、民事责任、诉讼时效、期间计算、附则,共210条。主要内容是:
 
  (一)关于基本原则和法律适用规则
 
  基本原则是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和司法机关进行民事司法活动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草案第一章以确立基本原则为核心,并就立法宗旨、法律适用规则作出规定。草案在民法通则的基础上,结合30多年来民事法律实践,进一步明确了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并确立了平等原则、自愿原则、公平原则、诚信原则、守法原则、绿色原则等基本原则。需要指出的是,将绿色原则确立为基本原则,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这样规定,既传承了天地人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又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发展理念,与我国是人口大国、需要长期处理好人与资源生态的矛盾这样一个国情相适应。(草案第三条至第九条)
 
  关于民事法律的适用规则,草案规定:一是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即公共秩序和善良习俗。二是其他法律对民事关系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著作权法、专利法、保险法等民商事特别法既涉及民事法律关系,也涉及行政法律关系,还有一些涉及特殊商事规则,这些法律很难也不宜纳入民法典,这条规则明确了民法总则与民商事特别法的关系。(草案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二)关于民事主体
 
  民事主体是民事关系的参与者、民事权利的享有者、民事义务的履行者和民事责任的承担者。草案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规定了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3类民事主体。
 
  关于自然人制度。草案在民法通则的基础上,对自然人制度作了以下完善:一是增加了保护胎儿利益的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草案第十七条)。二是下调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的年龄标准。这样规定是为了更好地尊重未成年人的自主意识(草案第二十条)。三是完善了监护制度。监护是保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合法权益,弥补其民事行为能力不足的法律制度。草案以家庭监护为基础,社会监护为补充,国家监护为兜底,对监护制度作了完善。明确了父母子女间的抚养、赡养等义务,扩大了被监护人的范围,强化了政府的监护职能,并就监护人的确定、监护职责的履行、撤销监护等制度作出明确规定(草案第二十七条至第四十条)。
 
  关于法人制度。法人制度是民事法律的一项基本制度。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新的组织形式不断出现,法人形态发生了较大变化,民法通则关于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的分类已难以适应新的情况,有必要进行调整完善。草案遵循民法通则关于法人分类的基本思路,适应社会组织改革发展要求,按照法人设立目的和功能等方面的不同,将法人分为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和特别法人3类(草案第三章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对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草案只列举了几种比较典型的具体类型,对现实生活中已经存在或者可能出现的其他法人组织,可以按照其特征,分别归入营利法人或者非营利法人。对特别法人,草案规定了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机关法人。机关设立的目的是履行公共管理等职能,这与其他法人组织存在明显差别。二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赋予其法人地位符合党中央有关改革精神,有利于完善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增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活力。三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在设立、变更和终止以及行使职能和责任承担上都有其特殊性。四是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这类合作经济组织对内具有共益性或者互益性,对外也可以从事经营活动,依照法律的规定取得法人资格后,作为特别法人。
 
  关于非法人组织。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实际生活中,大量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组织以自己的名义从事各种民事活动。赋予这些组织民事主体地位有利于其开展民事活动,也与其他法律的规定相衔接。据此,草案规定,非法人组织是不具有法人资格,但是能够依法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的组织,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等(草案第一百零五条)。草案还规定,非法人组织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其出资人或者设立人承担无限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草案第一百零七条)。
 
  (三)关于民事权利
 
  保护民事权利是民事立法的重要任务。草案第五章规定了民事权利。这一章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实现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和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的要求,凸显对民事权利的尊重,加强对民事权利的保护,为民法典各分编和民商事特别法律具体规定民事权利提供依据。关于民事权利,草案规定了以下主要内容:一是人身权利。草案规定,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草案第一百一十二条);自然人享有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草案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在信息化社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保护尤其重要,草案对此作了有针对性的规定(草案第一百一十四条)。二是财产权利。草案规定,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受法律平等保护(草案第一百一十六条)。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物权、债权、继承权、股权和其他投资性权利(草案第一百一十七条至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百二十七条至第一百二十九条)。三是知识产权。为了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促进科技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草案对知识产权作了概括性规定,以统领各知识产权单行法律(草案第一百二十六条)。四是为了适应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发展的需要,草案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草案第一百三十一条)。五是为了规范民事权利的行使,草案规定,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草案第一百三十五条)。
 
  (四)关于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
 
  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代理是民事主体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草案在民法通则和合同法规定的基础上,对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制度主要作了以下完善:一是扩充了民事法律行为的内涵,既包括合法的法律行为,也包括无效、可撤销和效力待定的法律行为。这样既尊重民事主体的意愿,也强调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有利于提升民事主体的规则意识和责任意识(草案第一百三十六条)。二是增加了意思表示的规则。意思表示是民事主体希望产生法律效果的内心意愿的外在表达,是构成民事法律行为的基础。草案对其作出方式、生效和撤回等作了规定(草案第六章第二节)。三是完善了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规则。草案在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有效条件的同时,对重大误解、欺诈、胁迫、显失公平等行为的撤销,恶意串通行为的无效等分别作了修改补充(草案第六章第三节)。四是完善了代理的一般规则以及委托代理制度(草案第七章)。
 
  (五)关于民事责任和诉讼时效
 
  民事责任是民事主体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民事义务的法律后果。关于民事责任,草案主要作了以下规定:一是民事主体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草案第一百八十条)。二是列举了停止侵害、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惩罚性赔偿等承担民事责任的主要方式(草案第一百八十三条)。三是为匡正社会风气,鼓励见义勇为的行为,草案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草案第一百八十七条)。草案还规定,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草案第一百八十八条)。
 
  诉讼时效是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权利不受保护的法律制度。关于诉讼时效,草案主要作了以下规定:一是将现行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一般诉讼时效期间延长为三年,以适应社会生活中新的情况不断出现,交易方式与类型不断创新,权利义务关系更趋复杂的现实情况与司法实践,有利于建设诚信社会,更好地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草案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一款)。二是增加了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后诉讼时效的特殊起算点,给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成年后提供寻求法律救济的机会,保护未成年人利益(草案第一百九十四条)。
 
  草案还对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期间计算等内容作了规定。这些规定既延续了现行民事法律中科学合理的内容和制度,又吸收了行之有效的司法实践中好的做法。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一个问题是,关于民法总则与民法通则的关系。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在我国民事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发挥了重要作用。民法通则既规定了民法的一些基本制度和一般性规则,也规定了合同、所有权及其他财产权、知识产权、民事责任、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等具体内容,被称为一部“小民法典”。草案基本吸收了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基本制度和一般性规则,同时作了补充、完善和发展。民法通则规定的合同、所有权及其他财产权、民事责任等具体内容还需要在编纂民法典各分编时作进一步统筹,系统整合。据此,民法总则草案通过后暂不废止民法通则。民法总则与民法通则的规定不一致的,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
 
  此外,在草案制定过程中,各有关方面还提出了其他一些意见。这些意见有的分歧较大,一时难以形成共识,还需进一步研究论证;有的涉及物权、合同、侵权责任、婚姻家庭、继承等内容的具体规则,可在编纂民法典各分编时统筹解决;有的涉及著作权法、专利法、保险法等民商事特别法的内容和具体操作问题,可在今后通过修改相关法律或者制定配套法律法规时予以体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和以上说明,请审议。

权威解读民法总则草案的七大亮点和八大创新

  民法总则草案此前已进行过三审,三审稿民事权利章节较一审稿增加一倍。依据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日程安排,今天下午,2000多名与会代表将审议民法总则草案。
 
  这是对民法总则草案的第四次审议。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编纂民法典,次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中央有关部门贯彻实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重要举措分工方案》,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协调民法典编纂任务,并指定最高法、最高检、国务院法制办、中国社科院和中国法学会等5单位提供研究协助。民法典编纂正式启动。
 
  对百姓来讲,民法典就是权利的宣言书。作为民法典的总则编,历经三审的民法总则草案,“权利法”色彩愈发明显,呈现多个亮点。对比一审稿,三审稿的民事权利章节共26条,较一审稿增长了一倍,加入了各界普遍呼吁入法的内容,包括民事权利的取得、权利人如何行使民事权利、民事权利保护“征收征用应获得公平合理补偿”等,尤为引起关注的是,增加了“个人信息保护”和“私有财产权利保护”条款。
 
  亮点1:胎儿享民事权可继承遗产
 
  第十五条
 
  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的保护,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出生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
 
  遗腹子有没有继承权,继承生父遗产?近年来,各地频现遗腹子争产案。中国法院网登载了一则案例,肖姓女子在丈夫、公公相继死亡后,将两名大伯哥告上法庭。理由是两个大伯哥分割公公遗产,他们认为亲弟已死,肖姓女子腹中胎儿没有资格继承祖产。
 
  著名民法专家梁慧星表示,传统民法理论认为,胎儿属于母亲身体一部分,因此在其出生前遭受侵害,不能作为民事主体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民法通则严格贯彻传统理论,规定民事权利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未设保护胎儿利益特别规则,仅在继承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分割遗产时应为胎儿预留份额的规定,对胎儿利益保护不利。学界一致认为属于立法漏洞,制定民法总则应创设胎儿利益特别保护规则。
 
  立法机关采纳了学界建议,民法总则草案一审稿最重要的一处改动,就是创设胎儿利益特别保护制度,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的保护,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胎儿出生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二审稿、三审稿均沿用了这一设计。
 
  梁慧星表示,如果在出生之前父亲死亡,胎儿可以享有继承权,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参与遗产分配。如果胎儿出生时是死体,因为胎儿利益保护的法律政策目的落空,因此视为其自始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亮点2:民事诉讼时效两年改为三年
 
  第一百九十一条
 
  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现行法律规定,一般时效期间为2年,例如要求债务人偿还债务,应在2年内提起诉讼。现实中,一些债务人“藏起来”,以此达到诉讼时效过期的目的。
 
  去年5月,江苏太仓市审理了一起债务纠纷案。债务人当庭承认欠钱,可抗辩称已过了2年诉讼时效;债权人则拿不出确切证据,证明自己在2年时效内,曾催债。后经法官协调,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借款人仅归还了部分款项。
 
  梁慧星表示,在起草民法典的讨论中,民法学者一致认为民法通则规定的普通时效期间过短,对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利,有必要予以适当延长。
 
  一审稿采纳了学界观点,对民事诉讼时效做出重大修改,一般诉讼时效期间由现行2年延长为3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适时解释说,“近年来,社会生活发生深刻变化,交易方式与类型不断创新,权利义务关系更趋复杂,要求权利人在2年诉讼时效期间内行使权利显得过短,有必要适当延长”。
 
  二审稿、三审稿均沿用了一审稿的设计。不过,此前三次审议过程中,不断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提出,3年诉讼时效还是太短,应延长到5年,乃至10年。委员陈文斌就提出,“有些国家甚至没有时效,只要是侵害、被侵害,任何时候都可以提请诉讼,而我们规定为3年,根据我国老百姓现有对法律的认知,我觉得时效太短。
 
  也有委员不赞成继续延长,认为法律并不保护权利“睡眠者”。史莲喜就提出,“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减少法院诉累,将普通的诉讼时效期限再延长,既不符合长期以来人民已形成的法律观念,也不符合诉讼时间制度的价值目标,容易导致法律秩序上的混乱”。
 
  亮点3:失能老人等建成年监护制度
 
  第三十二条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有关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协商确定的监护人在该成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承担监护责任。
 
  现行民法通则只规定了对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的监护,智力障碍者、失能老人等成年人的监护则一直是空白点。
 
  去年4月,北京市东城区张姓老人找到社区求助,他没有亲生子女,只有一名养女,养女拒绝履行赡养责任,法院曾判决养女每月支付1200元赡养费,判决生效后,养女仍拒绝履行。老伴去世后,他诉至法院,跟养女解除收养关系,日常生活由侄女照料,他想把自己晚年托付给侄女,可不知该与侄女建立什么法律关系?
 
  张姓老人的疑问,草案中给出了答案,一审稿至三审稿均规定“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这就相当于扩大了被监护人的范围,除了未成年人、精神病人,智力障碍者以及因疾病等原因丧失或者部分丧失辨识认知能力的成年人,都在“被监护”范围内。
 
  李适时曾解释说,上述设计有利于保护智力障碍者等人群的人身财产权益。
 
  一审稿至三审稿同时提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与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有关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协商确定的监护人在该成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承担监护责任。
 
  梁慧星解释说,上述条款明确了成年监护制度所特有的监护人决定方式--意定监护,成年人可以在自己智力正常的时候,预先选定自己信得过的亲友或社会保障机构,作为自己的监护人,待自己年老智力衰退时,由自己选定的人担任监护人。
 
  亮点4:未成年遭性侵18岁后仍可诉
 
  第一百九十四条
 
  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计算。
 
  梁慧星提出,中国传统观念及现行诉讼时效制度,严重不利于遭受性侵害未成年人之法律保护,“考虑到中国社会传统观念,遭受性侵害未成年人的家庭、家长往往不敢、不愿寻求法律保护,长期隐瞒子女受侵害的事实。致这类案件的加害人往往能够逃脱法律惩罚,社会正义难于伸张。有的受害人成年之后掌握了法律知识,打算寻求法律保护,却被法官、律师、法学教授告知诉讼时效期间早已届满,即使法院受理案件,依据现行诉讼时效规则,也不可能获得胜诉判决,造成终身遗恨。”
 
  为此,梁慧星在草案征求意见阶段就提出建议,设定性侵未成年人案件诉讼时效起算的特别规则,“受害人满18周岁并且脱离家庭共同生活关系之前,诉讼时效不开始进行。”
 
  草案二审稿采纳了梁慧星的建议,增加规定,“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年满18周岁之日起计算。”草案三审稿沿用了二审稿的设计。
 
  亮点5:个人信息保护写入民法总则
 
  第一百一十条
 
  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个人信息。
 
  去年8月,年仅18岁、刚刚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徐玉玉,接到了一个“发放助学金”的诈骗电话,骗走了她准备上大学的9900元。发现被骗后,徐玉玉与其父一起到公安机关报案,回家途中晕倒,出现心脏骤停,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徐玉玉案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个人信息保护的高度关注。去年6月一审时,草案未涉及个人信息保护内容,一些业内人士提出,“个人信息保护”也应该作为民事权利,从民商法、侵权法的角度破解电信诈骗、网络诈骗难题。
 
  去年10月二审时,草案民事权利章节增设“个人信息保护”条款,明确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收集、利用、加工、传输个人信息,不得非法提供、公开或者出售个人信息。”三审稿沿用了该条款。
 
  李适时当时表示,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提出,非法获取、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泛滥,社会危害严重,建议进一步强调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法律委员会经研究认为,个人信息权利是公民在现代信息社会享有的重要权利,明确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对于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使公民免受非法侵扰,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具有现实意义。
 
  不过,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认为,“个人信息保护”条款还应该加大火候。委员杨震提出,现在大量个人信息在采集时可能是合法的,例如徐玉玉案,信息就是教育部门合法收集的,但没有保护好,被“黑客”窃取。工信部2013年颁布的《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明确,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对其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使用的用户个人信息的安全负责。
 
  他建议将这一规定写入草案中,明确合法收集、利用、加工、传输个人信息,应采取措施,避免被泄露。
 
  亮点6:征地应给予公平合理补偿
 
  第一百一十七条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征收、征用不动产或者动产的,应当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
 
  2010年9月10日,江西宜黄发生拆迁自焚事件。宜黄县政府为兴建河东新区客运站,对涉及这一项目的居民住宅进行拆迁,其中包括钟如奎的三层楼房。钟家和政府一直未就安置和拆迁条件达成一致。9月10日当天,宜黄县相关工作人员再次到钟家“进行政策法规宣传,动员其接受补偿安置”,结果发生纠纷,钟家三人被烧成重伤,其中1人抢救无效死亡。事发后,时任县委书记邱建国率队在机场拦截欲赴京接受采访的拆迁户家属,时任县长苏建国率人到医院抢夺死者尸体。其后,邱建国、苏建国等8名官员被处理。
 
  宜黄拆迁自焚事件并非个案。民法该怎样解决因征地拆迁引发的纠纷?一审稿、二审稿未涉及相关内容,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和专家提出,应在民法总则中将民事权利规定得更充实一些,建议对民事权利的取得、权利人如何行使民事权利、有关因征收、征用而获得补偿的权利等,作出原则性规定。
 
  对此,三审稿民事权利章节增加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征收、征用不动产或者动产的,应当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
 
  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孙宪忠对新京报记者说,三审稿上述修改,与物权法已有的相关规定含义一致,也是落实中央关于保护产权的意见,体现了保护人民权利的思想。
 
  去年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提出,要完善财产征收征用制度。遵循及时合理补偿原则,完善国家补偿制度,进一步明确补偿的范围、形式和标准,给予被征收征用者公平合理补偿。
 
  亮点7:损害环境须“恢复原状”
 
  第一百八十三条
 
  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继续履行;(八)赔偿损失;(九)支付违约金;(十)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一)赔礼道歉。
 
  近年来屡现剧组损害生态环境案例。2006年9月,影片《无极》剧组因拍摄过程中对香格里拉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被处以9万元罚款,香格里拉县分管副县长因负有领导责任被免职。云南省迪庆州行政监察局出具的调查结果表明:为拍摄《无极》,摄制组在碧沽天池修建了长约100米、宽约4米的砂石路面和长约20米的铺有木条道路,搭建了“海棠精舍”临时建筑物。“海棠精舍”及砂石道路等破坏了碧沽天池周围部分高山草甸和高山灌丛植被,对碧沽天池周围的自然生态环境造成影响,但影响程度较轻。
 
  依据三审稿的规定,今后如有剧组损害环境等类似事件,那么不仅要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还要恢复原状。
 
  突出生态环境保护是草案的亮点之一。一审稿在第一章“基本原则”部分提出了“绿色条款”,“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之后又在“民事责任”章节提出,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包括“恢复原状、修复生态环境”。
 
  对此,一些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值得提倡,但是在“基本原则”章节中作出规定,不如在“民事权利”章节从民事权利行使角度加以规范,更为适当。
 
  据此,三审稿将“绿色条款”移到民事权利章节,修改为“民事主体行使民事权利,应当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弘扬中华优秀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作为本届全国人大代表、常委会委员和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苏泽林全程参加与了民法总则的审议工作,民法总则草案有哪些制度创新?
 
  “公序良俗”成“硬法”,德治法治相统一
 
  苏泽林说,公序良俗,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共秩序、善良习俗。遵守公共秩序和善良习俗,是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的道德底线。我国现行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中,都有要求民事主体在进行民事活动时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经济秩序的内容,具有遵守“公序良俗”的含义,但并没有把它作为民事活动的原则写出来,更没有赋予其强制义务的功能。民法总则草案第七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第十一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第一百四十六条把“不违背公序良俗”作为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条件之一。把“公序良俗”上升为“硬法”,在法律制度上实现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有机统一。
 
  “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成为民事活动基本要求
 
  苏泽林说,“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不是传统民法的基本原则,这些内容是否写入民法总则,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资源和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对较少,生态环境形势严峻。民法总则草案第八条把“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作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的基本要求,鞭挞浪费资源、损害生态环境的行为,扼制“杀鸡取卵”的发展方式,对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为子孙后代留下“金山银山”。
 
  新增胎儿利益保护制度,有利儿童健康成长
 
  苏泽林说,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是法律规定的获得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我国民法通则第九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胎儿还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自然人,没有民事权利能力。为了更好地保护儿童的合法利益,民法总则草案第十七条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捐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出生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民法总则拟制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为出生后的婴儿预留特定财产,是我国保护儿童权益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延伸,更有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
 
  未成年人的民事权利受特殊保护
 
  苏泽林说,未成年人在民事法律关系中,更多地体现为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的人,当他们的民事权利受到损害时,法律如何更加有效地保护他们的权益,是民法总则制定过程中重点研究的问题之一。考虑到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智力等特点,民法总则草案对未成年人权益规定了特殊保护的条款。如,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法定代理人的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该法定代理终止之日起算”;第一百九十四条规定,“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满十八岁之日起计算。”民法总则草案对未成年人民事权利的特殊保护制度,在世界上也是超前的、领先的。
 
  创新监护人制度,新增“遗嘱指定监护”
 
  苏泽林说,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法定监护和相关组织、人民法院指定监护两种方式,实践证明这两种方式是可行的。但是,随着依法治国的快速推进,加上我国城乡人口结构的快速变化和“老龄化”的到来,对被监护人利益保护多样化的需求也逐渐显现出来。为了更好地保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权利,监护制度也需要创新。民法总则草案在原来监护形式的基础上,新增加了遗嘱指定监护(第三十条)和协议确定监护(第三十一条)两种方式,并在第三十六条规定“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督职责”,这是我国民事法律监督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创新法人制度,新增“特别法人”
 
  苏泽林说,法人分类涉及到法人治理的模式。民法通则把法人分为企业法人,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联营。民法总则草案首次审议稿,以是否营利为标准,把法人分为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时,法人分类是意见最多的问题之一。如何根据委员们的意见,结合我国法人制度的实际情况,把法人分类修改好,是法工委和法律委面临的重大课题。经过反复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根据法人成立的特点、程序、职能等,在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的基础上,新增加了“特别法人”,并用专节进行规制。这是我国法人制度的独创,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可。
 
  财产不足以支付的,优先用于承担民事责任
 
  苏泽林说,我国公民依据宪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人们的权利和自由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还在不断地扩大。为了使我国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得到充分的法律保障,民法总则草案第五章对民事权利做了扩充性规定。其中,最有特色的有四点,一是在第一百一十四条对个人信息保护作了具体规定;二是在第一百三十一条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作了原则性规定,为这类权利的保护留下了制度发展空间;三是确立了平等保护制度。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受法律平等保护。”摒弃了原来对不同性质的财产,使用不同的保护表述,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和法治原则。四是,确立了民事责任优先原则。实践中,民事主体因同一行可能要同时承担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当这些责任都涉及财产时(如:罚款,罚金、没收财产),往往拥有公权力的前两种责任抢先执行,民事责任落空。为了充分保障民事主体民事权利的实现,民法总则草案第一百九十条创制了“民事责任优先”原则,即在以上三种责任同时存在,民事主体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的情况下,优先用于承担民事责任。
 
  自愿紧急救助免责,见义勇为受保护
 
  苏泽林说,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鼓励人们大胆做好事做善事,民法总则草案新增了“自愿紧急救助免责”制度。根据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实施救助的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是对见义勇为、自愿救助等有益行为的法律保护。
 
  同时,考虑到被救助人合法权利的保护,该条还规定,实施救助的人存在重大过错(非一般过错),造成了重大损失(非一般损失)时,承担适当责任(非全部责任),也是符合法理和情理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张荣顺回答记者提问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张荣顺在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此次草案的亮点之一就是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民法总则的立法宗旨并加以明确规定,并将其融入所有条例之中。他指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思想在总则草案的一些条文反映地比较直观,比如草案规定的平等原则、自愿原则、公平原则、诚信原则、守法原则等。而在家庭监护责任,见义勇为等方面上虽然没有明文描述,但也隐含了核心价值观这一思想。
 
  在一些具体条例上,民法总则更直观的体现了适应中国国情的特点。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举例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随着城镇化加快,涉及农村集体土地征用补偿分配、农村土地经营权保护等案件不断增多,尽管物权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多部法律提到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但尚未对其概念及资格认定给出具体解释。此次提请大会审议的民法总则草案明确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取得法人资格。”
 
  赋予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地位,使之具备活力,涉及数以亿计的人的切身利益,也事关农村的长远发展。“这些都是真正的中国问题、中国特色。”周有权表示。
 
  回应现实需要
 
  一部“好用”的民法总则,不但要适应中国国情,还要能解决现实问题。在3月9日举行的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张荣顺表示,这次编纂民法典、制定民法总则,是我国改革开放38年,社会经济生活发展巨大变化的客观条件下进行的,草案的所有规定大到基本原则的确立、权利的确认,小到一些细微的条文修改,都体现了时代性。“比如昨天李建国副委员长说明中专门提到,将绿色原则确立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再比如草案里对个人信息、数据和虚拟财产的规定,在民法上规定要对这方面提供民法上的保护,同样是有时代特征的”。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龙电律师事务所主任李亚兰也向记者举了一个例子。她说,当今时代一个六七岁的孩子的智力水平和三十年前10岁的孩子智力水平差不多,甚至更胜一筹。她表示,草案中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从10岁下调至6岁,也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的。
 
  力争2020年推出民法典
 
  如果代表们意见较为统一,草案有望在3月15号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次会议上获得表决通过,这也意味着我国编纂民法典的“两步走”,将完成第一步。
 
  在3月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张荣顺介绍,当前提交大会审议的是民法总则,实际上在2016年年终的时候已经全面启动了民法分编各编的起草工作、编纂工作,目前这些工作正在积极进行过程中,力争在2020年完成整个民法典的编纂工作。
 
  “我记得在法国民法典颁布200周年的时候,有一位外国的政治家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任何编纂法典的举措,想要取得成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有利的时机、有才华的法学家、有政治意愿。他把政治意愿放在最后,实际上是最重要的。我在参加编纂民法典、制定民法总则的工作中,感受最深的是对于编纂一部中国人自己的民法典,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社会是有着强烈的政治意愿的,这不仅仅体现在党中央作出编纂民法典的决定,也体现在我们在进行民法总则起草过程中得到全国各族人民、各个地方、各个社会阶层的普遍广泛的支持”,张顺荣说。

民法总则草案第四次审议 民法典各分编拟明年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

  民法总则审议通过后,将编纂民法典各分编,拟于2018年整体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分阶段审议后,争取于2020年将民法典各分编一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从而形成统一的民法典。目前民法典分编考虑分为物权编、合同编、侵权责任编、婚姻家庭编和继承编等。目前我国已经制定了相关分编的单行法。
 
  “民法典的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它规范着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大家每天一睁开眼都是在从事某一种民事活动。”在3月9日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张荣顺说。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在前一天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的说明时说,民法总则审议通过后,将编纂民法典各分编,拟于2018年整体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分阶段审议后,争取于2020年将民法典各分编一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从而形成统一的民法典。
 
  目前民法典分编考虑分为物权编、合同编、侵权责任编、婚姻家庭编和继承编等。目前我国已经制定了相关分编的单行法。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孙宪忠认为,法典的编纂不是现有法律的汇编或者简单连接,而是体系和谐化整合,包括对单一法律内部以及法律和法律之间的矛盾消弭和漏洞弥补,也包括少数新制度规则的创设。
 
  部分法律将完善
 
  “民法的核心就是保护人民群众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草案的所有规定都是围绕着保障民事权利展开的。”张荣顺说。
 
  “民法总则草案第五章设专章强调财产权平等保护、民事权利不得滥用等。这一章的规定大家现在看起来比较抽象一点,实际上这一章的规定是要通过将来的民法典各分编和民事特别法加以全面落实。”张荣顺说。
 
  张荣顺介绍,在整个编纂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就是各方面的意见纷纭,而且各有道理。以民法总则制定为例,前三次审议中,整理出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全国人大代表的意见,就有400多页A4纸。在三次向社会公众征集意见中,共收集到7万多条意见。
 
  完善法律也是一项重大改革任务。“就最近发表的文件来说,比如加强对产权的平等保护,都提出了一个怎么从民事法律的角度来落实的问题,它都会涉及到民事权利,都要求在民事立法跟上去,来落实这些改革的举措。”张荣顺说。
 
  其中有些问题备受公众关注。《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提出,研究住宅建设用地等土地使用权到期后续期的法律安排,推动形成全社会对公民财产长久受保护的良好和稳定预期。
 
  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3月8日在全国两会“部长通道”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国土部住建部提出了“两不一正常”的过渡性处理办法。一是不需要提出续期申请;二是不收取相关费用;三是正常办理交易和登记手续。对70年住宅土地使用权到期后的续期问题,国土部正在深入调查研究,并将积极提出相关法律安排建议。
 
  对于民法如何保护民事权利,张荣顺介绍,“一方面从正面规定确认保护民事权利,另一方面对于侵犯他人民事权利的,或者不履行民事义务的,规定承担民事责任。”
 
  他同时指出,“关于民事责任,民法里遵循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是不告不理,就是我的权利如果被侵犯了,我要主动出来维护我的权利,从法律上来说,就是为权利被损害、被侵犯的人提供一个救济渠道。在这方面,我们在整个民法总则里,都为当事人提供了寻求司法、法律救济的一套完整的制度安排。从民法角度是没办法强制规定谁的权利如果受损害了,他一定要去提起诉讼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民法典为何分这5编
 
  民法典分编初步考虑分为物权编、合同编、侵权责任编、婚姻家庭编和继承编等,为什么是这5编?
 
  李建国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的说明时说,草案规定:其他法律对民事关系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这条规则明确了民法总则与民商事特别法的关系。“著作权法、专利法、保险法等民商事特别法既涉及民事法律关系,也涉及行政法律关系,还有一些涉及特殊商事规则,这些法律很难也不宜纳入民法典。”他说。
 
  孙宪忠认为,在将成为法典分则的各个法律之中,物权法是最为重要的法律,而且也是非常需要修正的法律。比如,涉及城市居民家家户户购买房屋、从何时取得房屋所有权的重大现实问题,《物权法》都没有做出清晰明确的规定。
 
  此外,改革试验中出现的“三权分置”、“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等有利于农民权利也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实际上在《物权法》制定之时就已经推行多年,但是《物权法》没有反映。
 
  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利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期待民法典分则能够进一步强化对人格权的保护,使人格权法独立成编。他特别强调,应当重点规定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等人格权,并关注人格权在互联网环境下的保护规则。
 
  3月9日,张荣顺回答记者提问时称,对于人格权的问题,民法总则草案第112条明确规定,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同时在第113条列举了自然人享有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
 
  他认为,不论是否作为单独的一部分进行规定,实际上所有的内容都体现在这里了,对于人格权范围各方面的权利是得到全面保护的。

民法总则草案通过后,民法通则会被废止吗?

  2016年6月、10月和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民法总则草案进行了三次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作出决定,将草案提请2017年3月的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审议。
 
  针对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话题,日前全国人大专门召开发布会作出回应。
 
  编纂民法典是对现行民事法律的汇编吗?
 
  在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副主任石宏回应指出:编纂民法典的任务是对现行民事法律规范进行系统整合,编纂一部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内容协调一致、结构严谨科学的法典。
 
  编纂民法典不是制定全新的民事法律,而是对现行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科学整理;也不是简单的法律汇编,而是要对已经不适应现实情况的规定进行必要的修改完善,对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有针对性的新规定。
 
  民法典的编纂工作进程如何安排?
 
  民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事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它规范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每个民事主体都密切相关。记者在发布会上了解到,民法典将由总则编和各分编(目前考虑分为物权编、合同编、侵权责任编、婚姻家庭编和继承编等)组成。经党中央同意,编纂工作按照“两步走”的思路进行:第一步,编纂民法典总则编,即提请本次会议审议的民法总则草案;第二步,编纂民法典各分编,拟于2018年整体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分阶段审议后,争取于2020年3月将民法典各分编一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从而形成统一的民法典。按照进度服从质量的要求,具体工作安排可作必要调整。
 
  我国历史上有没有组织过民法的起草工作?
 
  编纂一部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民法典,是新中国几代人的梦想和追求。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曾先后于1954年、1962年、1979年和2001年4次组织起草民法的工作。据介绍,前两次由于当时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和指导方针方面的原因而停止;1979年第三次启动民法典起草工作,由于改革开放刚开始进行,制定一部完备的民法典条件还不成熟,因此确定了先制定民事单行法的方针。现行的继承法、民法通则、担保法、合同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制定的。2001年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并于2002年进行了初次审议,由于各方面认识不尽一致,确定继续采取分别制定单行法的办法。十届全国人大以来,先后制定了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等。
 
  石宏表示,应当充分肯定的是,1979年、2001年这两次制定民法典的尝试是富有成效的,采取的工作方针也是实事求是的,推进了我国民事立法的发展,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民事法律规范体系,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编纂民法典奠定了较好的法律基础和实践基础。
 
  民法总则立法过程中,对于社会意见的吸收情况如何?
 
  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编纂民法典和制定民法总则作为立法工作的重点任务。2016年6月、10月、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民法总则草案进行了三次审议,三次在会后将草案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征求社会公众意见,两次将草案印送全国人大代表征求意见,还将草案印发中央有关部门、地方人大、法学教学科研机构征求意见。
 
  与此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6年10月和11月在北京、四川、宁夏和上海召开四次座谈会,听取中央有关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和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基层立法联系点代表、法律实务工作者和专家学者等各方面的意见,并到基层进行实地调研。这次提请大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是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反复修改形成的,充分体现了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精神。
 
  据统计,民法总则草案共三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收到15503人次提出的70227条意见。
 
  民法总则在民法典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
 
  民法总则是民法典的开篇之作,在民法典中起统领性作用。民法总则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一般性规则,统领民法典各分编;各分编在总则的基础上对各项民事制度作具体可操作的规定。
 
  记者在发布会上了解到,民法总则草案以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为基础,采取“提取公因式”的办法,将民事法律制度中具有普遍适用性和引领性的规定写入草案,就民法基本原则、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权利、民事责任和诉讼时效等基本民事法律制度作出规定,既构建了我国民事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也为各分编的规定提供依据。
 
  民法总则(草案)有哪些亮点?
 
  在发布会上,石宏列举了几项关注热点:
 
  关于自然人制度方面,草案在民法通则的基础上,作了几个方面的完善。一是增加了保护胎儿利益的规定。草案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的保护,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出生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二是下调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的年龄标准。草案根据未成年人心理、生理发展特点,为了更好地尊重未成年人的自主意识,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下限标准由民法通则规定的“十周岁”降到“六周岁”。三是完善了监护制度。监护是保障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弥补其民事行为能力不足的法律制度。草案针对监护领域的突出问题,以家庭监护为基础,社会监护为补充,国家监护为兜底,对监护制度作了完善,明确了父母子女间的抚养、赡养等义务,扩大了被监护人的范围,强化了政府的监护职能,并完善了监护撤销制度。
 
  关于法人制度方面,民法通则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和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四类。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新的组织形式不断出现,法人形态发生了较大变化,民法通则的法人分类已难以涵盖实践中新出现的一些法人类型,也不适应社会组织改革发展要求,有必要进行调整完善。草案按照法人设立目的和功能的不同,首先将法人分为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并用两节对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作出规定。需要说明的是,草案只列举了几种比较典型的营利、非营利法人具体类型,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或者可能出现的其他具体类型,可以按照其特征,分别纳入营利法人或者非营利法人。考虑到实践中有的法人组织在设立、终止等方面有特殊性,难以纳入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草案还根据我国社会生活实际专设特别法人一节,规定了以下几类特别法人——机关法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合作经济组织法人。
 
  关于民事权利方面,考虑到个人信息权利是公民在现代信息社会享有的重要权利,草案还对自然人的个人信息的保护作了规定;为了适应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发展的需要,草案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关于诉讼时效方面,一是将现行二年的一般诉讼时效期间延长为三年。二是增加了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后诉讼时效的特殊起算点。草案规定: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计算。
 
  民法总则草案通过后,民法通则会被废止吗?
 
  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在我国民事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正确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民法通则既规定了一些民法的基本制度和一般性规则,也规定了合同、所有权及其他财产权、知识产权、民事责任、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等具体内容,可以说是一部“小民法典”。
 
  据介绍,民法总则(草案)基本吸收了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基本制度和一般性规则,同时作了补充、完善和发展。民法通则规定的合同、所有权及其他财产权、民事责任等具体内容还需要在下一步编纂民法典各分编时进行系统整合。
 
  石宏指出,据此,草案通过后暂不废止民法通则,待民法典各编内容进行系统整合后,再予以废止。民法总则与民法通则的规定不一致的,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

民法总则草案:126处修改,梁慧星呼吁被采纳,侵犯英烈名誉将担责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各代表团3月10日审议了《民法总则》草案,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根据审议意见修改草案,于3月12日向大会主席团报告草案审议结果,再次提请代表团会议审议。
 
  财新记者获悉,最新版《民法总则》草案回应代表们的关切,作出126处修改,其中实质性修改55处,如将颇具争议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年龄下限由六周岁提高至八周岁;调整“好人”担责的举证责任分配,为紧急施救者减轻后顾之忧;采纳学界建议,恢复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无效条款(即前两天热传的梁慧星教授呼吁恢复三审稿155条的紧急建议);还根据部分代表的建议增加保护英雄烈士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的条款。
 
  侵犯英烈人格权将担责(打击污蔑狼牙山五壮士等英烈的违法行为,抵制加多宝)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的报告说,在3月10日各个代表团审议《民法总则》草案时,有代表提出,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利用歪曲事实、诽谤抹黑等方式恶意诋毁侮辱英烈的名誉、荣誉等,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影响很恶劣,应对此予以规范。
 
  法律委员会经研究认为,英雄和烈士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精神的体现,是引领社会风尚的标杆,加强对英烈姓名、名誉、荣誉等的法律保护,对于促进社会尊崇英烈,扬善抑恶,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意义重大。
 
  据此,建议在草案中增加一条规定: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中国民法学研究会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轶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严格来讲,去世的人不再享有民事权利和民事利益,但如果死者人格权益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和保障,则应受法律保护。“英烈的姓名、肖像等人格权应该受保护。”
 
  在王轶看来,其他满足社会公共利益标准的死者人格权益也应受法律平等保护,该条文的适用范围还可以扩大,可以考虑修改为:侵害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等人身权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样,就可以把英雄和烈士包括在内。”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年龄调至八周岁(此前官方宣传是六岁,这次做了权宜修改)
 
  为更好地尊重未成年人自主意识,《民法总则》草案吸收学界建议和国际经验,将法律保护未成年人用零花钱购买生活用具的年龄标准由十周岁下调至六周岁。
 
  在《民法总则》草案三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及此次提请全国人代会审议过程中,人大代表普遍赞同下调十岁标准,但对六岁还是八岁的年龄下限争议不休。
 
  例如,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西昌学院法学教授王明雯全程参与了《民法总则》草案审议,多次提出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起始年龄修改为八岁,在10日的四川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她再次呼吁调至八岁。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报告称,审议中,一些代表提出,六周岁的儿童虽然有一定的学习能力,开始接受义务教育。但认识和辨识能力仍然不足,在很大程度上还不具备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能力,建议改为八周岁为宜,也有的代表建议维持十周岁不变;还有的代表赞成下调为六周岁。
 
  法律委员会经研究,按照既积极又稳妥的要求,建议在现阶段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下限改为八周岁。
 
  “这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争议之下,最后应遵循法律认可的表决程序和表决规则作出决断。如果最后把标准定为八周岁,我们都应当尊重。”王轶对财新记者说。
 
  王轶分析,这一调整对实际生活产生的影响将是:小学一年级、二年级的孩子(即年满6岁以上,小编注)在校期间相互交换文具、玩具等,按法律规定,必须征得自己监护人的事后同意或者事前授权。“我个人认为,这未必符合中国社会现实,特别是不符合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实际情况。”
 
  2016年12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审时,《民法总则》草案增加了“好人法”条款,即: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除有重大过失外,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此次提交全国人大审议时,草案将“重大过失”细化为“救助人因重大过失造成被救助人不应有的重大损害的”。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在报告中表示,一些代表提出,这一条规定具有针对性,对鼓励见义勇为,保护救助人,有积极意义。但是其中“但书”的规定不能完全消除救助人的后顾之忧,对救助人的保护不够彻底,建议修改。
 
  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从举证责任、是否存在重大过失等方面对救助人特殊情况下承担责任予以严格限定,将这一条修改为: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受助人能够证明救助人有重大过失造成自己不应有的重大损害的,救助人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
 
  王轶分析,这一修改将救助人重大过失致损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了被救助人,有利于减轻救助人实施紧急救助时的法律负担。
 
  “但这样的救助必须是自愿实施的,而且是紧急救助,是非救不可的情形。如果有专业救助人员在场,不具备专业救助能力的人还去实施救助行为,这样就不适当了。”王轶提醒说。
 
  恢复效力性强制规定无效条款
 
  《民法总则》草案三审稿第155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或者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这一条文体是对现行《民法通则》的完善,自《民法总则》起草以来一直存在,但在提交全国人大审议时被删除。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王明雯、孙宪忠,以及其他民法学者(财新网没有把梁慧星教授加进来,前两天梁慧星教授的呼吁在朋友圈热传,小编注)一致呼吁恢复该条款。
 
  孙宪忠曾向财新记者表示,过去的法律、行政法规出台的一些规定以强制性规范面目出现,但实际上只是为了行业、部门内部的管理,这些规定结合《合同法》第52条(即: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适用于司法实践中,必然损害相对?利益和市场秩序。
 
  在此情况下,最高法院出台了区分效力强制性规定和内部管理强制规定的规则,应用于司法实践效果不错,也得到学术界赞赏。“现在草案突然删除这一条文,不但使得立法严重脱离现实,还将会给司法实践造成极大混乱。”孙宪忠称。
 
  “这一条文是法院确认合同无效最常引用的法律依据,删除后无法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市场秩序、道徳伦理,建议恢复。”王明雯对财新记者说。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报告称,采纳代表们的建议,建议在草案第156条之后增加一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效力性强制规定无效’的条款不太容易注意到,但是很重要。现在我们的建议被采纳,很开心。”王明雯说。
 
  财新记者获悉,3月12日下午,全国人大各代表团举行会议审议了草案修改稿,按照日程将于3月14日下午审议草案建议表决稿。
 
  孙宪忠告诉财新记者,他继续建议将“非法人组织应该依照法律规定登记”的规定修改为“非法人组织从事营利性活动的,或者法律要求其成立应该登记的,必须登记”。
 
  “草案现有的规定对从事经营性活动的非法人组织是合适的,但不适用于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民间非法人组织,比如学生社团、学术性团体、民众自发成立的体育、文化、旅游等组织。立法如果放弃对这些组织的承认和规范,就会造成很多问题,是明显的缺陷。”孙宪忠说。

结束语

民法总则是民法典的开篇之作,在民法典中起到统领作用。“民法典的时代”已经开启,拟于2018年整体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分阶段审议后,争取于2020年将民法典各分编一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从而形成统一的民法典。

责任编辑
张文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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